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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4～225页

燕太子丹策划的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荆轲、高渐离、田光、太子丹、樊於期、秦舞阳、秦王等历史人物，共同出演了一场话剧，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给中国文化涂抹了慷慨悲凉的美学光彩，给中国人格精神注入了些许男儿血性。

太子丹策划刺秦，一开始就遭到了他的老师鞠武的反对，鞠武给太子丹的建议是，继续寻求列国的支持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甚至寻找北方匈奴（这是异族）的支持。统一战线之不能寄以希望，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与匈奴合作，方式无非是许以财帛，类似今天之雇佣军。燕国有无财力满足匈奴兵的需要是一个大问题，匈奴在中原内地能否战胜秦兵更是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公元前771年申侯借西戎兵攻破镐京，杀了周幽王，西戎不肯撤军，导致了周王朝东迁雒邑，此后向异族借兵一直为正统观念所不容，视之与叛国无异。当时，周朝已被秦灭，但内外（夷狄华夏）之界限恐怕还没有消弭，所以即便匈奴的兵可借，燕国也要冒更大的政治与道德风险。

司马光认为：“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听话听音，司马光的意思，是把燕国灭亡的责任推在了太子丹轻举妄动上。派刺客不是国家间进行###的正途，其“轻虑浅谋”，太子丹也不是不知道，但形势是，鞠武所说的组织统一战线尚被认为“旷日弥久”，远水不救近火，而司马光给燕国开出的救国药方则更是离谱：“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虽有强暴之国，尚何足畏哉！丹释此不为，顾以万乘之国，决匹夫之怒，逞盗贼之谋，功隳身戮，社稷为墟，不亦悲哉！”通篇的大道理，好像让人无从辩驳，其实是大而无当。当强敌压境，寻求邻国紧急援助尚来不及时，你让他按照儒家的圣贤学说，把官员选拔好，把政治搞好，把人民搞掂，把邻国勾兑好……就像对一个正在接受急救的病人说：你应该注意营养、加强锻炼、饭前洗手、不喝生水、不吸烟、不饮酒、早睡早起、和女人做爱带好安全套，这样就会“安如磐石”，百病不侵，更不用到医院等死。如果燕国能修炼到“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的境界，不用你废话，他也肯定不会花银子请刺客玩儿命。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标准向来都是多重的。从今天看，如果从人道的角度看，燕太子丹最好的行动是举国投降秦国，以避免战争，伤及无辜；从保留气节的角度看，如果宁死不降，临死前奋力一拼，甚至自杀性地以卵击石，也值得称颂；而抛开历史的可能性，以僵化的教条苛求他人应该如何如何，正是我们常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也许，司马光的这番话，其实是说给北方有辽、金压境的宋家皇帝哥哥听的，虽然不符合燕国的实际，但或许符合宋国的实际也未可知。宋朝以武人篡夺而军备不振，经济繁荣而国力积弱，与“任官”、“政立”、“怀人”、“交邻”等等关系也不大，宋鉴唐藩镇之祸走得过远，轻视将卒恐为主因。

刺秦之二：荆轲为什么杀不了秦王

太子闻卫人荆轲之贤，卑辞厚礼而请见之。谓轲曰：“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轲许之。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

——秦始皇帝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225页

燕太子丹对秦国的恐惧是他实行恐怖主义行动的原因。

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成了使用频率很高的词。

恐怖主义是弱势对强势的反抗行为。如果你有飞机导弹，我也有飞机导弹，那么我们可以一起玩飞机导弹，问题是你有我没有，严重地不对称，怎么办？是任你宰割还是寻找你的软肋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答案很显然是后者。

本·拉登对美国展开袭击，肯定是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符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