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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褒贬不一，一方面热烈响应，反响强烈；另一方面，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规委、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风雨的浪沧，岁月的磨逝，使大多数的胡同和四合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院落中的一砖一石却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追忆。漫步在这朴实而恬淡的胡同或小院中，细细品味散落院落里的生活情趣，你也许能领略到渗透在这小小胡同或四合院中的文化神韵。

舒乙：众人称甲的“爱国者导弹”（4）

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

参观台湾戏剧博物馆的经历，对舒乙触动很大。他说，那里的收藏品并不丰富，而我们呢，剧团、演员、剧本都有，现在不做就丢了。“我们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于是，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他提出建设国家艺术博物馆，但到今天依然没有下文。在舒乙的眼里，现代化、全球化带来了很糟糕的现状：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文化上却消灭得很厉害！”舒乙看着每年都有几十种地方戏曲在消亡，出于一种深沉的责任感而提出这个倡议。舒乙对一些行为深感悲哀：他曾经看过一场民族舞蹈表演，一个女舞蹈演员光着脚跳，而按道理她是应该穿着绣花鞋的，人家说她，她还很生气。“观念发生变化了！连自己都鄙视自己的文化了！”现在的曲艺，只剩一个相声了，别的可怜得很，有的连表演场地都没有了。“那可是千锤百炼才形成的文艺样式啊，多少的艺人，多少的文人、艺术家共同打造、历经数代，才得以形成的文化形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消灭了！”舒乙对此表示忧虑。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解释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据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张志公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提出推行四书五经教育，以及老的文化传统不能断代，并确定圣陶学校的办学宗旨“以义务教育课程为基础，以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为特色”。舒乙说，“五四”健将提出要恢复国学，本身就是一个有趣而深奥的现象。拿老舍来说，他最反对封建“那一套”，但他“那一套”比谁都棒。当初这些人力主打破传统，但打破得太彻底，文化反而出现断代危机，而他们自己，反倒成为受益者。１９９８年，舒乙等几位知识分子成立北京市圣陶实验学校，该学校在义务教育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三成课程量，学习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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