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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惠特曼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我想以此来象征代表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将战胜代表南方的蒋介石的南京。”与此同时，屠岸还进行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和阐释工作。屠岸感到欣慰的是“文革”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手抄本还在边疆的知识青年中流传。卞之琳评价屠岸的翻译水平“标志着译诗艺术的成年”。

新中国成立前夕，屠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饱沾浓墨，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诗《光辉的一页》，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表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５日上海《解放日报》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屠岸的诗歌创作似乎停滞了，很多人对此疑惑不解。屠岸说，他也想写讴歌祖国的政治抒情诗，可拿起笔来，总觉得写不好，慢慢地文笔涩滞，也就很少写诗了。作为心灵诗人，屠岸对现实生活并没有回避，但在诗艺上，他却极力逃避诗歌的概念化和口号化。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文艺界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听到这一口号，屠岸兴奋激动了一阵子，提笔写出一些个性鲜明的诗和文章。那时，他正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１９５７年春，他在中国文联的墙报上撰稿说：“现在文艺报刊编辑部有些领导是外行，领导干部应该选举产生。”此话一出，立刻捅了马蜂窝，屠岸被认为是右倾思想严重。尽管单位的上级领导一再保了他，可他写的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痛苦、郁闷和迷惑折磨着他，他彻夜失眠。

屠岸：用生命与美的诗魂拥抱（5）

屠岸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像烧红的铁砧上挣扎的鱼，整天担心吊胆地没日没夜地痛苦的检查中备受煎熬。１９５５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是这样，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也是这样。

屠岸说，仅仅因为他和胡风见过一次面，以及在解放前曾在学生文娱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掌握运动的人就宣布对他审查，撤销他的党小组长的职务，停止组织生活。后来以田汉为书记的中国剧协党组，经过内查外调，总算查出来他不是胡风分子，宣布撤销对他的处分。

这一关总算过去了！转眼又有“反右”斗争这一关。这年春天，号召整风，鼓励争鸣，文联墙报编者约他写稿。他就写了一篇有关选举问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主张文艺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应民主选举，选懂行的人来担任，再由党组批准。这篇文章在反右时成了一条大罪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当时被认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所幸的是，当时以田汉为首的党组把他保护过关了。可是在档案中留下了“思想右倾”的评语。他因此需要“继续改造”，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

“被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怀来县土木乡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极度的痛苦和焦虑不安使屠岸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他彻夜失眠，精神呆滞，后来就病倒了。因为肺病复发，病情严重，他回到北京接受治疗。不久总算恢复了工作。但紧接着三年困难，因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加上心情恶劣，他的肺病极度恶化。１９６３年，在医院里他被切除了部分肺叶。

１９６６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疾风暴雨，把中国的知识分子砸了个晕头转向。大批干部被“打倒”，至于几年前的“落网之鱼”在这次浩劫中更是无一幸免，屠岸便是其中的一个。一夜之间，他被戴上了个“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虽然未受皮肉之苦，但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还经常有人对他当面斥责训话。他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情绪坏到极点。他内心苦闷茫然，自解放前至今，他就一直跟党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不想活了，于是和夫人商量，打算同时自尽。可是一看到身边只有４岁的可爱纯真的小女儿，他冰冷的心一下被浓浓的血缘之情所融化，他怎么忍心抛下孩子一走了之？心里的苦闷无处倾诉，失眠像游蛇折磨着他，曾痊愈的神经官能症又一次复发了。诗人的心灵在哭泣、流血。

１９６７年１月，屠岸进了牛棚。“我本来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变成三反分子呢？我在牛棚里待了两年半，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汇报我今天背了多少毛泽东著作，另外还要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还用蓝印纸复印下来留个底，不然将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写下的都是些违心的话，我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