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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念中文的李瑛在校还选修了部分西语系的课，阅读了大量外国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表现形式和不同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

当时，文学大师沈从文在北大教“创作实习”课程，李瑛至今还清楚记得，大二开学不久，沈先生在课堂上讲解了一些写作体验后便在黑板上写了“钟声”二字，要求学生命题作文。由于沈从文当时在三家报纸的文艺副刊兼任编辑，因而学生们都很想把文章写好，希望能被他拿去发表。“我写的这篇短文《钟声》，不久便被沈先生拿走，第一次在大报纸上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还得了点小稿费补助伙食，心中十分高兴，更激发了我创作的热情与信心。”此后，李瑛时常去沈从文家请教于他，每次沈先生总是十分热情地沏上一杯茶，或冲上一杯牛奶，之后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写作的心得，还不时送李瑛几本自己的著作。“他对我的扶助与教导，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

“从中学开始写诗的我，那时对文学并没有多少正确的认识，也没有判断好坏的能力，在大学我才真正懂得文学是什么，艺术是什么，诗是什么，美是什么。”在大学期间，李瑛的生命和诗一起得到了成长。很快，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文学杂志》与《中国新诗》等好些知名报刊刊用了李瑛不少诗作与评论文章，这些对李瑛以后的文学创作起了莫大的鞭策、激励作用。“尽管那时我的物质生活很差，不敢花钱去吃好的伙食，只是偶尔才去学校的小饭馆吃碗馄饨，但很满足，毕竟我学识上有长进。”有一段时间，李瑛还抽暇去打工，以补每月伙食费的不足。就是在这拮据的环境中，我们的诗人战胜了自己，成就今天的“人民歌手”。母校使他难忘，他生命中最凝重的底色，无疑是北大赋予的。多年后，李瑛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深情地描写北大岁月：“在这里，……我学习写作，写了不少的诗篇，那一个个不平静的日日夜夜，便是孕育我的诗歌的基因。”

在北大的四年里，李瑛广泛涉猎中外名著，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新诗的熏陶，深入接触西方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各种诗潮，并开始发表一些颇具现代意味的诗作。因此，在与新中国同时成长的军旅诗人中，李瑛可说是文化准备和艺术修养最为充分的一个。

不久，读书环境被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作为地下党员的李瑛，这期间常常撰写、编印一些封面加以伪装的政治宣传品的小册子，铅印装订后暗中发送。他用化名陆续写了许多反映当时学生运动和决心战斗的诗歌作品，抄在墙报上，贴在红楼和民主墙上。在北平迎接黎明的前夜，他的导师们常常会收到一份份振奋人心的传单，那上面带着解放区的春色和战场滚滚的硝烟。李瑛的导师中，许多人都不知道寄传单的，就是他们的这位得意门生。今天，诗人走在北大红楼旧址处，不无追思、感慨。

李瑛：用真情颂歌时代最强音（3）

军旅给诗人以铁

北平解放后，李瑛带笔从戎，参加了四野组织的南下工作团，继而随军南下进行战地采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年他２３岁。“记得途中，刘白羽同志还曾教过我们如何进行采访、如何撰写新闻。”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经过长期而反复地深入部队采访和体验，李瑛逐渐由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战士。

从此，李瑛度过了４０年的军旅生涯，一直到１９８８年自部队工作岗位离开。许多年来，作为一名战士和诗人，他奔赴过抗美援朝战场，曾亲眼目睹自己亲密的战友倒在弹雨之中；他曾去过北疆的吴八老岛、珍宝岛，南疆的西沙群岛；他也曾去过风雪迷漫的乃堆拉山口哨所，和战士们一起巡逻；他去过茫茫东海中荒芜人烟的小岛；他也曾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作了一次长途寻根旅行；他还曾随同解放军歌舞团出访东欧……

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２年，诗人西行走过北国长城、内蒙牧场、天山雪线。透过诗集《花的原野》那精炼的笔墨，可看到塞外风沙的雄浑、戈壁日出的壮丽、乌兰察布牧场的辽阔、霍尔果斯河夜晚的甜蜜。李瑛的作品最大部分是写战士生活。他在“学习拿枪的同时，也学习拿起了笔”。他以拿枪的姿态执笔，用笔歌唱以钢枪保卫我们生活的时代和土地的战士，特别是那些活跃在东南海岸、南方边陲的深山哨所和北疆国线上的战士。站岗、巡逻、夜晚熄灯号、部队紧急集合、月夜潜听……他用一个战士的胸怀和感怀，去观察体验这些平凡的生活情景，去思考、提炼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

誉为“部队诗人”的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