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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放弃两份兼职工作，其中一份是义务为盲人阅读。

你或许会坚持说：“内奥米所遇到的问题是真实的。她的悲痛不是由扭曲的想法引起的。它是由她所处的环境引起的。”

但是她的抑郁是不可避免的吗？我问内奥米为什么不活动就这么难受。我解释了“下意识想法”这一概念，她写下了下述消极认知：（1）我不能贡献社会；（2）我不能完成我个人分内的事情；（3）我不能参与积极有趣的事情；（4）我是我丈夫的一个拖累。与这些想法相关联的情绪就是：愤怒、伤心、沮丧和内疚。

当我看到她写下的东西时，我的心里一下子高兴起来。这些想法与我在日常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身体健康的抑郁病人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内奥米的抑郁不是由她的恶性肿瘤引起的，而是她的恶性态度导致了她对她价值感的评价。由于她总是把她个人的价值与她的成就等同起来，癌症意味着——“你已经到顶了，你就准备着跌跤吧！”这就给了我一个介入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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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悲伤不是抑郁（2）

我建议她做一个图表，记录她从出生到濒死之间的个人“价值”（见表9…1）。她把她的价值看做是一个常数，依照设想的从0到100％的数值范围，她给自己打了85％。我让她用同样的尺度来评价同一时期她的成就。她画了一个曲线，从婴儿时期的低成就，增加到成年时期的最大值平台，最后，在生命的晚期又开始下滑（见表9…1）。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但是，有两件事情她突然明白起来。首先，尽管她的疾病降低了她的成就，但是，她仍然以一种虽然很小但却很重要和很宝贵的方式给她自己和她的家人做着贡献。只有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思想才可能让她认为她的贡献是0。第二，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她的个人价值是一个稳定的常数，它是设定的，与她所取得的成就没有关系。这意味着她的价值不是挣来的，即便是在她最虚弱的状态下，她也是很宝贵的。一丝笑容绽现在她的脸上，在那一刻，她的抑郁融化了。能够见证和参与这一小小的奇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快乐。它不能消除肿瘤，但是它却恢复了她失去了的自尊，它让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

在上图中，内奥米绘制出了她从出生到死亡的个人“价值”。她将自己的价值测定为85％。她绘制出了她对自己一生的贡献和成就的估计。她的贡献在童年时很低，在中年时达到了一个平台，临终时跌落至零。这一图表帮助她认识到她的“价值”和“成就”是不相关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

内奥米不是一个病人，而是1976年冬天我在家乡加利福尼亚度假时我与之交谈的某个人。就在我在这里与你分享这些东西后不久，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

戴维：

我把自己最后的“附言”写给你确实是太晚了，但是也确实很重要。告诉你：你所做的成就与自我价值、自尊或任何其他我们对它称呼的简易“图表”，一直在支撑着我，有了它，我能很自由地服药！它的确成了一个心理学家，我不必再去找哲学博士了。我发现它对许多迷惑人的事情都管用。我已经把这种看法告诉了许多朋友。斯蒂芬尼因为一个只有她三分之一年龄的秘书而搞得就跟一个散了架的家具一样；苏经常被她14岁的双生姊妹羞辱；贝基的丈夫跑了；伊尔加·布朗被她男友17岁的儿子搞得就好像是一个闯入者等等。对于他们，我都说：“没错，但是你个人价值是一个常数，世界抛给你的任何垃圾，根本不要去理它！”当然在许多情况中，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东西，它不可能安慰所有的事情，但是它确实有助有用！

再一次谢谢你，先生！

一如既往的

内奥米

她在痛苦中死去，但是在最后的六个月却是带着尊严死去的。

失去肢体

生理的残疾是我们能感受到的第二种“现实”问题。受折磨的个人——或家庭成员——会下意识地认为老年和生理残疾者的限制如截肢、失明必然会意味着幸福能力的降低。朋友们会表示理解和同情，认为这代表了人性的和“真实的”反应。然而，情况可能刚好相反。情感上的痛苦可能是由扭曲的想法而不是由扭曲的身体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中，同情的反应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强化自怜的效果，灌输了一种残疾人注定比其他人更少欢乐更少满足的态度。相反，如果承受痛苦的个人或家庭成员学会改正其思想的扭曲，经常会产生一种完全满足的情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