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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瑞金。为保密和称呼方便，取中国名字李德，又名华夫。在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驻地沙洲坝附近，专门修了三间独立房子，作为李德的住所。刘伯承派伍修权和王智涛作李德的翻译。就第三国际的主观动机来说，是来帮助中国进行革命的，但事与愿违，由于李德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军事上瞎指挥，和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相结合，实际上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9月28日黎川失守。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到会。朱德、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参加。会上，由代理军委主席项英作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李德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旴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1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继续向东北方面挺进。”①李德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作了相应的决议，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略方针。根据李德的意见，10月中旬，中革军委令第三军团贸然进攻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哨石，未获成功。10月下旬，又令第五军团第十三帅去打黎川东北敌人的巩固阵地资溪桥，又遭到挫折。为急于恢复黎川，第三、五军团辗转于敌人堡垒之间，陷入被动。

从1934年起，在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①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7页。

成为李德的幕僚。

李德是怎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呢？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要先送“独立房子”，由翻译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照地图查找大体方位，将敌我态势标在地图上，送给李德看。李德阅后提出对策和处置方案，再由翻译译成中文，送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给前方下达作战命令。

李德情况不明决心大，又管得很具体，连迫击炮的放列位置都在地图的等高线上标明，强令部队执行。部队调动，不管白天黑夜，山路平路，只按比例尺一标，就下令限时赶到。不问工事坚固程度和兵力兵器如何，下命令死守一地，造成很大伤亡。如此指挥作战，焉得不败！

因为李德越俎代疱，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在作战指挥方面已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刘伯承从一开始就感觉李德的指挥不对头，可李德权威已立，他只得对李德敬而远之。李德五次到前线视察，作为总参谋长兼通俄语的刘伯承一次也没有陪同，总是找个借口避开。

5月间，一次中共中央负责人指定刘伯承陪李德到会昌视察，刘伯承以脑贫血为由请假，荐作战局长张云逸陪李德走了一趟。通过第四次反“围剿”的实践，刘伯承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认识到毛泽东对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等的堡垒主义和阵地战、先发制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等战略战术，他心存疑虑，未敢苟同。

从1933年10月到次年10月开始长征，终第五次反“围剿”之局，刘伯承对李德的一套，不参不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忐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提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进入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这种用深入敌人后方的办法来打破敌人“围剿”的杰出主张，可以说是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的“敌进我进”思想的最初萌芽。9月10日，他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强调：“游击队在芽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如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伸，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碉堡地带，恰人敌人陷阱，回旋无地，遭受严重的打击。”进一步发挥了他的上述主张。

他一再提出的到敌人深远后方开展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