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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

“快讲讲，城里怎么样？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得了！还有贺胡子，你这两天见到他没有？少奇、小平同志也还好吗？？？”。刘伯承一下子提出了许多问题。

陈毅告诉他，贺龙的日子很不好过，林彪、江青骂他“不是好人”，康生诬陷他搞“兵变”；刘少奇、邓小平的日子更是不好过，林彪、江青已经给他们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大帽子。至于冲国防部大楼的事，等一会儿问问刘志坚就清楚了。

这时，秘书进来向刘伯承报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3位元帅，以及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都来了。

在会客室里，陈毅对刘志坚大声招呼道：“志坚呐，冲国防部是怎么一回事啊？”刘伯承也催促说：“是呀，现在恐怕只有你还有点发言权，快讲讲吧！”

刘志坚望着在座5位元帅焦急的面容，心里很是感动。他详细汇报了个别军队院校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制造事端的全过程。会客室里笼罩着一种令人压抑的沉闷空气。

现在，党的各级组织已经被冲乱了，政府各个部门也已经被冲乱了。人民解放军一定不能乱。如果把军队也冲乱了，后果将不堪设想。5位元帅心急如焚。

1967年1月5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的夺权之风在全国各地刮起。

军队决不能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军队不准夺权，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最后，他们一起研究商定了八条命令，上送毛泽东审批。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亲自签发，迅速传到全军。

然而，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把这几位元帅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直在窥测方向，寻找时机，图谋把这几位元帅整倒。

2月中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彪、江青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把元帅们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不久，聂荣臻病倒了，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正在总医院治疗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接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良久，才说出一句：“老兄，你受苦了。”这在平常情况下只是普通的一句安慰话，可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它的意义和力量是难以估算的。事过19年后，聂荣臻还满怀感激地说：当时我身处逆境，“老战友的这种安慰是多么珍贵！”

7月，刘伯承眼疾加重，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赴济南治疗。

后因济南社会秩序混乱，住地很不安宁，在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建议下，又转赴南京、上海治疗。治疗期间，他常常对前来看望他的部队领导干部说，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一定要防止过火的行动，内部要团结、不要出乱子。他还用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事例反复强调：内忧与外患总是联系着的：没有内忧，必无外患；如有内忧，终有外患。最要紧的是内部要一致，时刻警惕帝、修、反钻空子，在混乱中搞我们。

10月，刘伯承回到北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他“眼不见心也烦”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1968年3月，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并罗织罪名，撤销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将余立金打成“叛徒”予以逮捕。对于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事先竟毫不知晓。对此，他感到非常意外和难以理解。于是，便坐车到叶剑英那里了解事实真相。叶剑英告诉他，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已经取代了军委常委会。今后，军委常委将不会再开会了。听罢叶剑英的话，他默然不语，低头陷入了沉思。

1969年10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