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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的原国民党军官，达600人，约占当时教员总数的70％。其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教官，有国民党军队师以上的高级指挥官，还有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厅氏、陆军副总长。

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历，在指挥作战中有失败和成功的实战经验，有的人还经历过若干政权更迭的政治风波。当时，人们都称呼他们为“旧军官教员”。这种做法，有着当时的特殊原因。由于军事学院采取边建边开课的办法，以加速训练朝鲜战争和新形势下部队建设急需的干部，而解放军里一时难以选到足够数量的教员人才。因此刘伯承决定先将这批原国民党军的军官用起来，然后再逐步用自己培养的教员来补充替代。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在名扬中外、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领导下，在全军最高学府里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任，怕做不好工作。

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每当他们来军事学院报到时，不管是一二十个，还是一两个人，他都专门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还请他们吃饭。他风趣而又诚恳地说：“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转变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在课堂上你们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人民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对比来讲，一定更加生动深刻。今后，诸位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了，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千万不要背过去的历史包袱。”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旧军官教员”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最突出的是与学员之间的矛盾。从“旧军官教员”方面说，由于政治立场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表现在军事学术思想上比较陈旧机械，有的崇拜英、美，有的迷信德、日。还有的在介绍战例时，不自觉地使用过去惯用的贬低人民军队的语言，引起了学员们的强烈反感。

从学员方面说，一些人对“旧军官教员”很不尊重，认为让他们讲课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个别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是这样打的，还不是照样打胜了！

刘伯承觉得这个矛盾不解决，将直接影响教学的进程。在一次全院教、学员大会上，他十分严肃地说：“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旧军官的教员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已经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正在转变。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奋斗。”

象一块石子投入了一池静水，这些感人肺腑的话给学员很大震动，在“旧军官教员”的心中更是激起了层层涟漪。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既敬佩刘伯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胸无宿物、光明磊落的名将风度；同时，也从刘伯承这些赤诚相见、团结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看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光明前途。

这次讲话之后，刘伯承深入到学员中间，首先教育学员正确对待“旧军官教员”，正确认识“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问题。

刘伯承反复给大家讲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并联系苏联红军和中国革命战争历史上利用旧军官搞教育训练的事例，说他在苏联学习时，教员中就有沙俄军队的旧军官。至于国内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活捉的陈时骥，就到红军学校当了教员。华北、西南军政大学专门罗致了一批原国民党军官任教。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学员：从现象上看，是‘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我们改造‘旧军官教员’，‘旧军官教员’接受我们的改造，发挥其特长来教我们，这对于我们建军有啥子不好嘛！”

对那些骄傲自大、不尊重教员的学员，刘伯承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他说：“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和度最，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