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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战队”译成“水陆两用战斗队”，把”设置障碍物”、“排除障碍物”译成“盖房子”、“拆房子”等。

每当看到这样的译文时，刘伯承都忍俊不禁，对人说：“你看看，这些娃娃兵，真拿他们没办法。月亮坝头耍刀——明砍，巷巷里头扛竹竿——直进直出，拐不得一点儿弯嘞！”

怎么办呢？刘伯承决定再给他们接上军事知识“这一条腿”。让这些肯年译员和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来的青年教员一起，下部队当兵代职锻炼，到各军兵种部队参观见学，观摩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参加在职军事干部短期集训班等等，给他们补上军事这一课，把军事“这一条腿”接起来。

为了勉励他们深造，刘伯承还力他们挥笔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这个寓意深远的题词，进一步给这些青年译员指明了努力方向。

刘伯承大力抓军事译员的培养，目的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了解外国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世界军事斗争的形势，从而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

他经常把翻译工作称为学术研究的“水龙头”，把教材编写称为学院建设的“重工业”。他多次对军事译员们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劝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好的翻译就没有好的教材。翻译这支“水龙头”必须灵敏、畅通而不堵塞，全院的“重工业”建设才能面向未来，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为此，刘伯承领导翻译室的译员和各教授会的教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红军的一些教材为基础，结合世界军事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依照人民解放军现有武器技术装备状况，编写学员上课使用的各类教材。

这项工作是十分繁重而又艰苦的。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集团军和方面军，从军兵种知识到军兵种技术、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从合同战术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多达二、三百种，是一个庞大的教材体系。

对这个庞大教材体系中的一些重点教材，刘伯承亲自审阅，仔仔细细地修改。对每句话、每个词，甚至每个标点的使用，他都反复推敲、认真琢磨，考虑如何表达才能做到准确无误。他在给训练部长陈伯钧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之所以要花大气力做这些细微的工作，是因为诚恐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为老百姓或半军人所曲解，从而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贻害国防建设之大业。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刘伯承在审阅修改教材当中，颇感头疼的一件事是使用军事术语不统一、不规范，致使学术思想混乱芜杂。他感到，作为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有责任做好统一军事术语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军事术语，包括人民解放军使用的军事术语加以整理；另一方面，则需要引进一大批新的现代的军事术语。

如何统一军语？刘伯承提出，首先要“正本清源”，从翻译做起。在确定军语译名时要做到：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它。

根据这三条原则，学院修订了一系列重要的军语名词，如把“工兵”改为“工程兵”，把“战车”改为“坦克”，把“有生力量”改为“生动力量”，把“驱逐飞机”改为“歼击飞机”，把“统率机关”改为“领率机关”，把“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

在修订过程中，翻译们对“自动推进火炮”这个词拿不准，对“门桥”不会解释。刘伯承告诉他们：对一些军语名词的翻译，不能片面命词。“自动推进火炮”也可以“自动推迟”嘛！倘若如此，也可以叫“自动推退火炮”啰！这样译不行，还是译“自行火炮”更确切。

对“门桥”这个名词，刘伯承解释说：这个词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河流多，造桥费事又不便于船只航行。于是，就用许多平面舟连结在一起，架成浮桥，中间留一个缺口，让来往船只航行。人和车辆过河时，又用平面舟把缺口封闭，让人和车辆从上面通过。所以，缺口的地方叫“桥门”，桥之门也。封闭缺口的平面舟叫“门桥”，门之桥也。军队渡江河，常将若干个制式的平面舟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