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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尽量选在桥梁与隧道等要害部位，或者努力扩大破击的幅度，使敌人难以修复；推广使火车出轨这个费力小收效大的好办法；派部队伏击、袭击和扰乱赶来抢修破毁铁路的敌人，迟滞敌人交通的恢复；加强破击铁路的政治工作，争取瓦解守备的日伪军和解救被强迫护路的民众。

其中，他特地为部队提出了颠覆火车的技术和战术的指导，包括拆轨方①采访原第一二九帅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②采访原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许剑等谈话记录。

法，拆轨地点和时间的选择等。这种具体、明确的指导，对于缺乏交通斗争有关知识和经验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也表现了刘伯承指挥作风的严谨、细微。

这些用血汗换来的经验，对晋冀豫根据地后来日益深入的交通斗争，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1938年6月16日至1939年1月1日，刘伯承又相继组织指挥晋冀豫根据地军民，对平汉、正太、道请铁路进行了12次总破击。连同第一次对平汉路的总破击，一共是13次铁路总破击。1939年年年又有多次大的破击。

1939年8月17日至9月22日，陈赓指挥第三八六旅及赵涂支队等对道清铁路进行了6次大破击。

这期间，晋冀豫根据地内开展的小破击更是不计其数。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破击战中，广大军民拆铁轨、烧枕木、掘路基、翻火车、炸桥梁、毁隧道、捣车站，伏击、袭击敌人的护路部队和援兵，解放修路民工，在铁路沿线闹得天翻地覆。敌人顾此失彼，穷于应付，不得不增加守备兵力，减少了机动作战的兵力，而且后方交通运输陷入了时断时续的半瘫痪状态。这就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根据地内外的对敌作战。

进入1940年，交通斗争以更大的规模，更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起来了。

冀南军民在打退石友三的进攻之后，集中力量展开破击交通的斗争。4月7日至20日，军区部队在2万余群众配合下，对平汉路及由该线伸展到冀南腹地的几条公路进行了全面的破坏。先后破毁内丘、邢台间的铁路10余里，石家庄至南宫、邢台至威县、内丘至巨鹿、大名至邯郸等公路干线200余里，取得了全面破击战的胜利。

冀南军区及时总结了破击战的经验，在军民中进行了深入的动员，逐渐形成劳力与武力相结合的经常性的破路运动。往往在日落以后，成千成万的群众有组织地奔向各主要公路干线，在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带领下，按照预先的分工，紧张而有步骤地投入破路行动。挖土的、运土的、拆桥的？？组成了一幅壮阔的人民战争图画。基于军队结合游击队、自卫队，一部出动袭击敌人的据点，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一部担任警戒，负责阻击可能出犯的敌人；其余人员都投入了破路的行列。

日伪军即使发觉了根据地军民的破路行动，在夜间也轻易不敢出动，只是盲目地往外打枪打炮。天明后，他们气急败坏地赶到破路现场，面对毁坏的公路，只有徒唤奈何。他们强迫民工来修复，民工们在枪托刺刀和皮鞭的监督下仍千方百计磨着洋工。公路的恢复自然要比破坏的速度慢得多。好不容易修好能通行了，突然某个夜晚又遭到了破坏。就这样破了又修，修了又破，冀南平原上的交通斗争愈演愈烈，严重地威胁着日伪军的行动。大大便利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刘伯承及时总结各部队破击作战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原则。7月16日，他给冀南、太行、太岳3个军区和各旅发出破击指示：一、各团分遣一个或二个营担任破击，由团分派政工干部并附以工兵、迫击炮、担架，加强政治领导和机动力；二、各破击营在各地游击队掩护与自卫队、民众协助下，大踏步乘虚破击，先着重破路而不胶着于据点，作无把握的强袭，尤其不要怕走远路；三、在纵深进行整训的团、营，加紧军政教育，建立制度，当敌人饿困或扫荡时给以有力的痛击；四、破敌公路切不可忘掉转到敌后破击基本铁路，特别要注意解放修路民众；五、配合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大力开展敌占区与敌伪军工作，坚决揭露敌人的欺骗，激发抗战必胜的信心。

根据刘伯承的指示，从平原到山区，交通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1940年5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组织指挥了白晋战役，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强化铁路交通的计划。

4月下旬，日军为了加快修通白晋铁路，置重兵于南段，进攻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高平、晋城、陵川一带，以解除侧背威胁。在北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