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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更不应该。”
林彪所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6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取汇报和召集有关人员座谈时,就一系列问题发表了意见。在谈到形势时,他说:“赶上英国不要五年,两年三年就可以了。五年可以赶上苏联,七年——最多十年就可以赶上美国。
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就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在谈到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的时候,他说:“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
说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校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谈到军队院校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
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在谈到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时,他又批评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毛泽东还讲了一些错误评论刘伯承功过的活。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力疾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
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破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份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他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刘伯承说,军事学院创办之初,中央军委即给予明确指示,军委发来了祝词,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训练方针。“据此,我们就抓住三个环节:(一)传统教育(党史、政治上作、战史、战例,并专设了战史系);(二)现代作战训练(战术、战役、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和化学兵等);(三)实行正规制度:即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毛主席训词),四大制度,四个共同条令。
这三个环节以我军传统教育为基础,使之贯彻到现代作战训练和实行正规制度上面去。”
刘伯承还具体地说明了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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