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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认真阅读苏沃洛夫的《致胜的科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的军事著作，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语言水平，他还读鲁迅的杂文和莎士比亚的剧本。

他刻苦钻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和战争经验，尤其是苏德战争后期，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之后，从1944年1月起在一年内接连发动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维堡和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东喀尔巴阡、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战役，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等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宝贵经验。即所谓的“十次打击”。

读书之外，一般的娱乐活动他是不参加的。但是，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他却很喜欢看。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放映苏联电影《伟大的转折》。这个电影在当时已经放过多次了。秘书劝他不要去看了，在房间里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他坚持去看，而且兴致勃勃地从头看到尾。回来后还对秘书说：”这个电影好得很嘞！看一遍有一遍的收获。你不去看，真是太可惜了。”

他每次到北京，都要抽空到王府井国际书店转转，看看有没有外国最新出版的军事书籍。中共中央警卫处为了他的安全，不同意让他去。他据理力争，说：“小平同志能去，陈老总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

他还托驻印度大使彭仲贤从国外给他买军事书籍；找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要当年红军大学的教材。为此，何长工和他订了一个君子协定：红大教材可以拿走，但是，军事学院出什么教材也要送一套来。

在刘伯承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爱书如命。一看到有价值的军事著作，就主动给他买回来。一次秘书在外文书摊上看到一本介绍苏沃洛夫生平的小册子，马上买回来交给了他。他拿到手高兴极了，连连称赞秘书有眼光，说这本书买得好。他一口气就把这本小册子读完了。是时，正值苏沃洛夫逝世152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俄国军队的统帅，他把苏沃洛夫关于士兵修养、品格、学习、训练、纪律等十项著名军事法则译成中文，用毛笔端端正正誊抄一遍，刊载在《军学生活》报上。

对于教学，他更是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本来作为德高望重的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是军事学院的一把手，而且年大体残，工作上只须原则指导就可以了，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1952年5月，他亲自给高、上级速成系学员讲授“集团军进攻战役”。这一课，是系统研究集团军进攻战役的组织、准备与实施问题，亦即战役法理论问题。这是兵团以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领率机关参谋人员的必修课，也是军事学院教学中的“重头戏”。起初，学院训练部委托苏联顾问草拟了一个讲课提纲。他看后感到没有反映出战役法理论的实质，尤其没有体现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法理论研究的特点。便决定自己动手编写提纲。是时，南京己是暑气逼人的夏初了。

他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地伏案工作，钻研毛泽东的军事论著，查阅苏联红军战役法资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经过18个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他编写出3。7万多字的讲课提纲，然后征求各教授会的意见，反复修改。第一遍用墨笔改，第二遍蘸蓝墨水改，第三遍用红墨水定稿。讲稿上面红字夹蓝字，蓝字套黑字，红、蓝、黑相间，密密麻麻一大片，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讲课那一天，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听课的除了高、上级速成系的学员和全体教员之外，还有中央军委高干集训班的28名高级干部，以及华东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他们将敬聆这位大军事家的讲授。

刘伯承从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地位、作用讲起，讲到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战斗编成、战役规模、战役准备，所采用的各种机动样式、战役布势及梯次配备的纵深，战役实施进程中的炮火保障、坦克兵装甲兵的运用、快速兵团进入突破口的原则和在战役纵深内的动作，以及集团军在现代进攻战役中的工程保障、通信保障、后勤保障和防空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他整整讲了6个小时，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举出了一个个生动的战例，描绘了一幅幅规模宏大的战争图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集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