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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平台上，他站在楼下，仰脸安慰我……

任何一位招生老师，当年都有最简单干脆的原则和理由，取消一名公然嘲笑当年文艺现状的知青入学的资格。陈老师没那么做。正因为他没那么做，我才有幸终于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而这个机会，对我的人生，对我的人生和文学的关系，几乎是决定性的。

如果说，我的母亲用讲故事的古老方式无意中影响了我对故事的爱好，那么——崔干事、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复旦大学的陈老师，这三方面的综合因素，将我直接送到了与文学最近的人生路口。他们都是那么理解我爱文学的心。他们都是那么无私地成全我。如果说，在所谓人生的紧要处其实只有几步路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他们是推我跨过那几步路的恩人。

我感激当年复旦大学创作专业的全体老师。七四年至七七年，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三年。我在这样的三年里读大学，自然会觉压抑。但于今回想，创作专业的任何一位老师其实都是爱护我的。翁世荣老师、秦耕老师、袁越老师又简直可以说对我有点庇护。教导员徐天德老师在具体一两件事上对我曾有误解。但误解一经澄清，他对我仍一如既往地友爱诚恳。这也是很令我感激的……

我感激我的大学同学杜静安、刘金鸣、周进祥。因为思想上的压抑，因为在某些事上受了点儿冤屈，我竟产生过收拾行李一走了之的念头。他们当年都曾那么善意又那么耐心地劝慰过我。所谓“良言令人三月暖”。他们对我的友爱，当年确实使我备感温暖。我和小周，又同时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且，据说二取一。这样的两个人，往往容易离心离德，终成对头。但幸亏他是那么明事明理的人，从未视我为妨碍他重要利益的人。记得有一天傍晚，我们相约在校园外散步，走了很久，谈了很多。从父母谈到兄弟姐妹谈到我们自己。最后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我们天南地北走到一起，实在是一种人生的缘分。我们都要珍惜这缘分。至于其他，那非我们自己探臂以求的，我们才不在乎！从那以后到毕业，我们对入党之事超之度外，彼此真诚，友情倍深。

我感激北影。我在北影的十年，北影文学部对我任职于电影厂而埋头文学创作，一向理解和支持，从未有过异议。

我感激北影十九号楼的众邻居。那是一幢走廊肮脏的筒子楼。我在那楼里只有十三平米的一间背阴住房。但邻居们的关系和睦又热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

我也感激童影。童影分配给了我宽敞的住房，这使我总觉为它做的工作太少太少……

我感激王姨——她是母亲的干姊妹。在我家生活最艰难的时日，她以女人对女人的同情和善良，给予过母亲许多世间温情，也给予过我家许多帮助……

我感激北影卫生所的张姐——在父亲患癌症的半年里，她次次到我家为父亲打针，并细心嘱我怎样照料父亲……

我感激北影工会的鲍婶、老放映员金师傅、文学部的老主任高振河——父亲逝世后，我已调到童影，但他们却仍为父亲的丧事操了许多心……

我也要感激我所住的四号楼的几位老阿姨们。母亲在北京时，她们和母亲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给了母亲许多愉快的时光……

我还要感激我母亲的干儿女单雁文、迟淑珍、王辰铎、小李、秉坤等等。他们带给母亲的愉快，细细想来，只怕比我带给母亲的更多……

我还要感激我哥哥的初中班主任王鸣歧老师。她对哥哥像母亲对儿子一样。哥哥患精神病后，其母爱般的老师感情依然。凡三十余年间不变。每与人谈及我的哥哥，必大动容。王老师已于两年前病逝……

我还要感激我的班主任孙淑珍老师，以及她的丈夫赵老师——当年她是我们的老师时才二十二三岁。她对我曾有所厚望。但哥哥生病后，我开始厌学，总想为家庭早日工作。这使她一度对我特别失望。然恰恰是在“文革”中，她开始认识到我是她的一名较有独立思想的学生，因而我又成了她最为关心的几个学生之一……

我还要感激我哥哥的高中同学杨文超大哥。他现在是哈尔滨一所大学的教授。我给弟弟的一封信家乡的报转载了。文超大哥看后说——“这肯定是我最好的高中同学的弟弟无疑！”于是主动四处探问我三弟的住址，亲自登门，为我三弟解决了工作问题——事实上，杨文超、张万林、滕宾生，加上我的哥哥，当年也确是最要好的四同学。曾使他们的学校和老师引以为荣。同学情深若此，不枉同学二字矣！

我甚至要感激我家当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