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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头给他。

“不，不，我……还是吃了那半个脏的吧……”

我随手将那半个脏馒头抛进了剩饭桶。

同桌的伙伴们的目光都是赞许的。

惟他自己，满脸惴惴不安的神色。

我们同屋的三个知青，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时，常听到他在隔壁一阵阵剧烈的咳嗽。那咳嗽之声剧烈得连我们都替他喘不上气来。白天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只要他在咳嗽，我们便知他在看我们的稿子。而一到夜晚，他每每咳嗽得更剧烈。

还有点人味儿的人，谁能不心疼这样一位为我们做“嫁衣裳”的老者呢？其实他当年还不算老，也许才五十五六岁，可看上去已衰弱得像七十来岁的人了。

他看稿极认真，从不在任何人的稿上乱勾乱画。连个符号也不记。连一页纸的纸角也不折。稿旁放一个小本，一切都记在小本上。如——P多少多少，第几行，有一个什么什么字错了……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2）

一视同仁。

对于那些稿面非常清洁的稿子，他更是格外显出一份儿对作者的尊重。看前，总是要用湿毛巾擦擦手，怕将稿面弄脏，或留下他的指印。

他谈稿子更认真。对一个不恰当的词，一个不真实的情节，一个概念化的细节，一句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对话，他总要预先替你设想出几种修改方案，与你谈时，极谦恭地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许改一改更好。我想出了几种改法，咱们共同商量，看确定哪一种方案更好？”

其实他心中早已有了最佳修改方案。他并不希望你立刻接受，而希望你在经过比较之后，自己选择那最佳的方案。你一时没有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他也不急。更不和你争辩。耐心地听你谈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婉言劝你再去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的意见，十之###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

他的谦恭，常常使我们在他面前，更加心疼他那体弱多病的身体。而在他，那绝非虚伪。那是发自内心里的虔诚。因为他仿佛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一个“右派”，一个确乎有“罪”的人，一个被“改造”着的人，一个不过被临时“利用”一下的人。而这种“利用”，又仿佛对他意味着是一种抬举，一种恩典，一次“赎罪”的小小的机会。他以他的全部虔诚，搭上他那衰弱之极的身体，回报这种抬举，这种恩典，这一次小小的“赎罪”的机会……

他是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我当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的第一篇小说《向导》，是在他与我长谈了三次之后才定稿的。

那一次创作学习班上，有个骄傲的小子，和他大吵大嚷，骂他“臭右派，装模作样假充内行”！他一言不发，默默地挨骂。我们大家气坏了，将那小子骗到郊野，狠揍了一顿。

我们都从内心里开始尊敬他。

有天夜里，同屋的一个伙伴醒了，把我们也都捅醒，说：“老杨怎么不咳嗽了？”

在那个年月，我们不能像如今一样，对我们所尊敬的文学界长者称“老师”一样，称他“杨老师”——这样的称呼也会使他自己惊恐的。我们只能叫他“老杨”。

我们都匆匆披上衣服闯入他的屋里——椅子翻在地上，他倒在地上，桌上是稿子，手中是笔……

他脸色铁灰……

那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立即将他背往师部卫生院……

那一次，如若不是我们发现得早，他便死了。

后来我再没见过他。

后来每年一次的创作学习班上，只要他的身体能撑得住，总会前去辅导。像辅导我们那一期学员一样虔诚……

如今，许多经他辅导过的当年的知青，都走上了文学道路。

一九七五年，我在复旦大学，得知他病故了。

我们离开了北大荒。

他埋在了北大荒。

我是没法儿忘了他的。

一缅怀起他，我对那过去了的历史充满悸怖——它使好人无端变成“罪人”，竟是那么随便！那么轻而易举！并且连同无罪之人的无罪的意识，都一块儿奸污了！

是以追记此文，寄托我对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的大的哀思！

。。

“克隆”一个我

结婚以后，对于做父亲，我心理上一直是挺忄西惶的。说穿了是怕承担起那一份儿责任。因为此前做哥哥，做弟弟，做儿子的责任，早已使我忧患多多。由于我的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