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部分(第2/4 页)

范例，而其他人是根据上一次战争来思考问题的。针对马其诺防线的弱点，机动灵活是关键，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略的关键。今天回想起来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俱在当时却并非如此。

伟大的领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在回顾中，也仅仅是在回顾中，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他们既有意志力又有权威，并以此推动自己的国家前进。三十年代的戴高乐，还没有那种权威，但他当时显露出这些特点，对他后来获得权威，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麦克阿瑟有这种权威。如果戴高乐早一点有这种权威，邱吉尔在英国也有这种权威，那么欧洲的历史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三十年代，戴高乐和邱吉尔是有远见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欧洲还没有走过艰难的道路，认识不到他们是正确的。

理论家喜欢抽象地看待权力。领袖们知道得更确切，权力使他们面对现实。教授们可以驰骋于荒诞的艰深的学科领域，而掌握权力的人，都要把眼睛牢牢地盯在结论、影响、效果上，他们要处理具体问题。

好莱坞的剧作家们通过银幕和电视影响美国人的自我认识，他们也对权力饶有兴趣，着意于嘲讽高级官员——无论他们是军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级官员不能象坐在令人眼花瞪乱、激起遐想的滑行铁道上，漫游虚幻世界，那样的话，他会被看成是古板守旧的、愚蠢的、退钝的。他不能象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里那样处事，他必须应付现实世界中不尽完美的一面。看起来，他对自己周围的苦难似乎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并非对弊端漠不关心，他得亲自关心那些真正有助于减轻弊病的事，即使是渐进的、毫无戏剧性的。好莱坞可以作作姿态，高级官员则要实实在在地干。

从运用策略和治理国家来看，权力意味着几千甚至几百万人民的生与死，兴盛与贫困，幸运与悲剧。任何握有权力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一点，尽管有时他有意忘记它。权力能在不同方向上为开创和推动历史提供机会。对了解这一点的人来说，很少有什么乐事能比得上权力。那些寻求幸福的人，不会得到权力，即使到手，也不会很好地运用它。

一位古怪的观察家曾经评述说，喜欢法律和香肠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香肠是怎样制作的。

同样，我们敬佩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对于他们成功的方法却往往视而不见。人们常向小学生讲述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道德家赞赏威尔逊的“公开契约，公开达成”的理论。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权威们，要求领袖们“坚持原则，决不妥协，要做政治家，不要当政客”。

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协，民主就是政治。任何想成为政治家的人，首先要成为成功的政客。一位领袖必须面对现实情况下的人民和国家，而不是去应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国家。由此可见，作为领导应具备的品质，无须让孩子们竭力去仿效——除非想要他们当领袖。

评价一位领袖，涉及到他的行为特点时，关键不在于这些行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诈、自负、伪装——在其它场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对于领袖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诈以便把利益冲突的各个集团捏合成不断变动的联盟，这种联盟是进行统治所要求的。要给公众留下适当的印象，某种程度上的自负也是必要的。为了在关键问题上取胜，有时又需要某种伪装。在得到公认前很久，戴高乐私下吐露，他认为独立是阿尔及利亚的唯一抉择。罗斯福一边谈论美国不卷入战争，一边却在运筹美军参战。

一个领袖应当走在前边，走在公众舆论的前头，但不可太远。力图将公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同时，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为这场游戏付出代价。戴高乐写道：政治家“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伪装，什么时候坦率……他发现只是在上千次的诡计和一本正经的许诺之后，自己才被委以全权的。”他还强调说，“每一个实干家都有相当程度的自私、骄傲、强硬和狡诈。但是他会得到谅解——事实上，如果他能把它变为达到伟大目标的手段，还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领导素质中有些一般人不赞赏的方面，不仅存在于政界。我认识一些商界的领袖，他们象政客一样的冷酷；也认识一些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他们搞阴谋诡计，欺骗和摆布别人，无异于华盛顿的官僚。事实上，从学术界进入政府又回到学术界的人常说，大学里的竞争、倾轧比政府中更凶残更卑鄙。学术界更伪善，更谈不上神圣。

但是，无论在哪种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