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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的人，谁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场专门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宫殿里的装饰，是中国过去受人尊重的标志。这些宫殿用豪华的中国风景画和金、银、玉石制成的古代艺术品装饰起来，这里丝毫没有北京街道上四处张贴的宣传标语的痕迹。

那里的艺术品和装饰品的精美程度，可以与周恩来的品格和他处理国家事务的完美技巧相比美。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在谈话中，周恩来仔细地分辨每个词语的不同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他用迁回的办法，避开争议之点；在外交上，他有时善于通过似乎不重要的事情来传递重要的信息。

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极有兴致地向我提到：乒乓球队的交流为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揭开了序幕。他们似乎都很欣赏取得这一外交突破的成就的方法，就象欣赏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一样。例如，毛泽东说过：中国曾经坚持在改善关系前，应该解决所有的主要问题，这确实有点“官僚主义”。他说：“后来，我看你做得对。于是我们就打起乒乓球来了。”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领：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离开了一会，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周恩来还具有其他中国人的品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它来自中国人民享有的几千年的优越的文化传统。然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有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这种认识与过去两个世纪中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愤懑是结合在一起的，使他们对外交上丧失尊严的现象极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罗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学毕业生，香港居民。他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寻常的了解。他曾概括地描述过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1965年，我问他：如果美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共产党中国人会作出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说：“你们要承认‘我们’？”接着，他又以怀疑的口气说：“你完全错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会承认你们。”1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对中国民族尊严受到藐视时何等的敏感。他当时是中国的代表；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则是美国的代表。杜勒斯曾经告诉记者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与周恩来才会见面，这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会议前夕，杜勒斯与周恩来都提前到达了，而且相遇了，周恩来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一摇脑袋，走出房间，使这位中国外长受了侮辱。六年之后，周恩来对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温色。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杜勒斯对周恩来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死了；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久又将与美国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大陆中国和苏联还结成了旨在对付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我很清楚，这件事确实伤害了周恩来的感情。因此当我第一次到达北京时，我一走下飞机的舷梯，就特意一边向周走去，一边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为我访问中国时最值得纪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自信心又使他们能够转而进行认真的自省，而不至于对自己的缺点感到不安。在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断地提到有必要了解和克服他们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