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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不露面的情况下，他与赫鲁晓夫也许会进行建设性的会谈。这位总统以他的通情达理的态度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尽了最大努力来争取这位苏联领导人。但是，赫鲁晓夫就苏联最近成功地进行空间探测一事表现出来的趾高气扬，刺激了艾森豪威尔，比在谈判桌上刺激得还要厉害。这时，艾森豪威尔结束了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一切祝酒、宴会、友好的外交谈话都不会使赫鲁晓夫在坚如磐石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但是，赫鲁晓夫起码认识到，艾森豪威尔表面上显得友好，骨子里却是一个铁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他回国前不久，在苏联大使馆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我对他说，我相信他的访问顺利，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接待以及非常热情的欢迎。他忽气冲冲地顶了我一句，“如果我的访问顺利，那不是因为你想要让它顺利。

我得到的报告说，你希望这次访问失败。”

我感到，他那种不断表现出来的好斗的言谈举止，其背后必有某种目的。赫鲁晓夫知道，1960年总统选举即将来临，我可能打算当候选人。在“厨房辩论”后，我的名望越来越高，这一点明显地使他恼羞成怒。他这种回击的方法是炫耀自己的口才。

“首先，他企图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他可以通过破坏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威望来破坏我的威信，他这种推断是对的。他想必推想到，如果美国人民相信他们的总统在与苏联关系上能取得进展，那么认为总统确定其继承人是个最好的选择。如果总统在这方面显得无能，美国人民就会抛弃我。当他的军队于1960年在俄国上空打下美国U一2间谍飞机时，他使得四大国巴黎会议因此而夭忻，并无耻地利用这个事件竭力让艾森豪威尔当众出丑。使美国感到难堪显然是符合他的利益。

然而，他也不会放过一个机会来破坏对手参加选举。

有人也许争辩说，赫鲁晓夫真为由于侵犯苏联领空这件事而感到气愤。但是，除了U—2事件外，我不曾记得他曾几何时采取这种假正经的伪善态度，说苏联没有从事过间谍活动。

1959年在他别墅举行的午餐会上，他向我耳语说，他获得了一份：“美国战争行动计划”，他怀疑我们的间谍也获得了苏联的计划，他甚至拿间谍活动开玩笑。1959年在白宫为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期间，他被引见给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赫鲁晓夫讥讽说，“我看了你也看的报告。”然后建议我们两个国家应当搞联合情报网，以便节约经费。“这样，我们不必为了同一个情报而花两次钱。”我受不住诱惑而把这位苏联领导人引见给爱德加·胡佛。一听说胡佛，赫鲁晓夫便斜眼看着他说：“我想，有几个人我们都认得。”

他对我持续不断地采取好成的姿态也起了作用。他确信报界听说我们之间的对抗情况，会很快发表许多有关“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的传说。这些传说产生了预期的结果。选举前不久，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的夫人极力主张我设法做点补救工作。她说，她的朋友正在谈论是否投票选举肯尼迪，因为他能够与“赫鲁晓夫合得来”，而我不能与他相处。选举后，赫鲁晓夫公开向新闻记者吹嘘说，他竭尽全力促使我选不上。几年后，他甚至声称，已告诉肯尼迪：“我们使你当了总统。”

赫鲁晓夫的战略是否事实上帮了肯尼迪的忙而损害了我，这只是猜测而已。但是，像1960年的那次选举中，寥寥无几的几张选票对选举结果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赫鲁晓夫的行动并没有帮我的忙，当然，他也不打算帮我的忙。

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可能是象他干预美国政治生活那么微妙，或者像苏联一个装甲师那么勇往直前而不回头。他的目标是征服全世界，始终坚定不移，并不断得到其俄国传统和共产党人意识形态的激励。正如康德拉·阿登纳对我说的，赫鲁晓夫要统治世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不要战争，不要一个城市变成废墟和尸骨遍野的世界。

赫鲁晓夫在“和平共处”的旗帜下到处招摇过市，但是不是真诚地要求和平往往是个疑问。查尔斯。波伦大使曾对我说，1959年日内瓦会议后，许多美国官员都相信，他要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这种看法大错而特错。我问这是否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要和平。

他答道：“问题不在于此。”“赫鲁晓夫想要整个世界，但是和我们一样知道现代战争的后果。他想要达到他的目标而又不发生战争。从那个意义上讲，他要和平。错误在于他是真诚地要和平的这种说法。我们是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