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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康生担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其恶劣影响波及到全党。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懂得托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受到康生的影响，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AB团”、“改组派”来理解。

1939年8月，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教员魏定远为“托匪”。在王须仁残酷的肉刑之下，魏定远招认自己是“托派”成员，并且还供出了第一批“托派”成员名单。

王须仁的“肃托”行动得到了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一起行动。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根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有苏鲁豫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好几百人。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300多人被无辜杀害。二王肆无忌惮，草菅人命。他们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汇报，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拍电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给他们处理。杨得志赶紧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回电严词拒绝了二王的无理要求。不久，杨得志率部经过湖西，当面责问王凤鸣：“你们抓人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而王凤鸣置若罔闻。事后，杨得志将情况向一一五师作了汇报。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志得知梁兴初等人被扣押，就从陇海路南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的胡作非为。王凤鸣不但不听劝说，反而想抓彭明志。彭明志已知自己无法扭转这种险恶局面，只得设法脱身并打电报将情况告诉罗荣桓和陈光。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传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赶紧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以便向罗荣桓汇报，同时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肃托”还在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也被投进了牢房。他给牢房里的蒙难者带来了好消息：“罗政委要来了！”蒙难者们欣喜之余，急切地盼望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雪花飘飘，寒风习习。南阳湖结着薄冰，平原披上白衣，好像在为被杀害的烈士带着重孝。罗荣桓心如火焚，率领干部、战士，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微山湖西的单县飞驰。

罗荣桓带领一行人马赶到湖西四大队所在地后，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前来汇报。同时把自己带来的干部分为两组，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以调查事件真相。

王凤鸣走进罗荣桓的屋子，赶紧向罗荣桓敬礼，同时忐忑不安地观察对方反应。他发现罗荣桓没有向他还礼，罗荣桓皱着眉头，眼镜后面射出愤怒的目光。

平时非常有耐心的罗荣桓，这时打断了王凤鸣那些漏洞百出的汇报，严厉地问：“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进一步追问。

王凤鸣举了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你打人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罗荣桓一阵连珠炮式的发问。

王凤鸣实在招架不住，只得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对梁兴初等人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处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专横跋扈的王凤鸣终于瘫软在椅子上。

这时，进来一个警卫员：“报告首长！大队长带来了。”

进门来的是一位个头细高、面容憔悴的汉子。他穿着灰旧的棉衣，袖子上的“八路”臂章已被扯掉。他就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他刚从牢房出来，因而对外面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见罗荣桓，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哭叫道：“罗政委！救命呀！救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