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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仓皇叛逃，投靠了大汉奸郝鹏举，改名杨步仁，当了汉奸团长，成了人民的败类。郝鹏举起义时，他不起义，后逃往台湾，这是后话。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２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复，是私欲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王凤鸣所在的四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

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法宪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复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

王须仁有意想掌握部队，就在里边挑拨，与王宏鸣勾结起来。“肃托”引起局势紧张后，他们联名给区委书记白子明写信，要求把区委机关驻地从单县东移到串县北小王庄，说是与地委机关驻地金乡县谷亭镇靠近，以便控制局势。借着这个机会，王须仁和正宏鸣二人又打着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命令”的旗号，除白子明一人末动，我被软禁，其余所有区委委员都被逮捕起来。逮捕这些委员以后，*苏鲁豫区委会实际上已解体，他们未经向上级请示，还独自成立了什么苏鲁豫整顿委员会。

王须仁和王宏鸣以“整顿委员会”名义向鲁西南、津浦铁路南边各县和丰县一带下通知。通知这些县的脱产干部全部集中，各县除留一人看家外，其余都来。集中后，分两种情况处理，一部分继续逮捕，另一部分办训练班，在训练班周围也派人站岗放哨，等于软禁。

由于牵扯到部队干部，连梁兴初也被逮捕起来了，从地方到部队，大部分干部都牵连上了，“肃托”扩大到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整个苏鲁豫区党政干部中，只剩下王须仁、王宏呜、白子明，其余部不是好人。事件扩大到这种地步，王须仁自己也有点害怕了，因为局势不好收拾，对上级也难以交待。这件事，通过几个渠道反映，终于让*山东分局知道了，一一五师也知道了。

*苏鲁豫区委委机关设在单县王寨，我在区党委任组织部长。王须仁是区委下属湖边地委组织部长，可能是因为有个上下级垂直关系，暂时只把我软柴起来，还没有来得及刑讯。另外几个委员，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部长王荣（王文彬）．很快就破刑讯，遭受到各种刑具的折磨。

这些久经考验的中青年好干部，个个不屈不挠，言正辞严驳斥“莫须有”的罪名，最终都被杀害了。

我和一些同志被关押压在一起，大家议论，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应该尽快让上级知道。被关押中还有一个不是干部，是沛县刘邓店的一个小商贩，和我们认识的干部刘昭筹是同乡。于是，我们一边派人注视不要让站岗放哨的人知道，一边用铅笔写信给*山东分局报告实情，希望尽快派人来，否则还有更多的干部要遭到杀害。把信交给那个商贩时，我一再交待他：“你是个小商贩，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