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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内战的危险，要与南京政府决一死战，而以军长王以哲为代表的主和派，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坚决　维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反对盲目冒险。在这场政治路线大分歧中，王须仁积极追随主战派推波助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2日深夜，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何镜华等以突袭的方式；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同时处死西北“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董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等人，一时造成西安城内的紧张局面。这就是“二&amp；#8226；二事件。”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二，二”事变。王须仁每忆起这件事，心中难免惊悸不安。卢沟桥的炮声响了，王须仁又改换门庭，投身于全国抗战的洪流中，以北大流亡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山西临汾抗日青年训练班。之后，他又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准备投奔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参加李明扬游击队，谁知行至鲁西南，徐州失守，结果流落在单县。不久，他设法和李明扬取得联系，编成他的下属第二游击司令部，因司令没有到职，他临时当了代司令。可要粮无粮，　要枪无枪，他们象断了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走头无路之际，碰上了在单县搞党建工作的李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王须仁和李毅既是北大同学，又都是当时的地下党员，北大党组织遭破坏时，李毅巳去南方领导学生运动。一别数载，真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故知”。经李毅竭力保举，王须仁才得以平步青云。

也是冤家路窄，正当王须仁在这偏远之地刚立下脚跟时，又遇上了王文彬和马宵鹏这两位*的领袖，在王须仁被捕前后，王文彬也在北平，假若知道了王须仁就是当年的王天赐，那么他王须仁的未来将不堪想象。

对于王须仁的来历，王文彬曾经有过怀疑。怀疑毕竟是怀疑，未必就成定论，在这大动荡的年代，人事更迭，瞬息万变，一个人的生活脚印，犹如雪中走路，水上行舟，颂刻消失，刹时淹没，那里去寻它的轨迹，何必杯蛇自扰，杞人忧天，怀着侥幸心理，王须仁还是留了下来。

王文彬和马宵鹏都曾向李毅作过提醒，在王文彬担任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政委时，就感到王须仁这个人来历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王须仁作为地委组织部长很想抓军权，但区党委军事部长张如成天和他唱对台戏。。。。。。

王须仁则对王文彬、马宵鹏和张如等暗存了戒心，保持了警惕。他常想：为了在边区站稳脚跟，必须有靠山，有保护伞。第一个被他选中的目标就是白子明。白子明虽精明强干，富有才华，但尚虚荣，多猜忌。鲁西南工委和徐西北特委合并后，干部之间工作一时不够协调，王须仁趁机搬弄是非，扩大矛盾，说什么“地方干部排挤外来干部”，这和白子明的思想一拍即合，从而他被这位书记视为心腹。主力部队来到边区，王须仁又选中王凤鸣。此人貌似和善谦恭，内则骄横狂妄，自恃为部队首长，瞧不起党政干部。王须仁攻其弱点，投其所好，很快博得这位团政委的赏识。

“肃托”，对王须仁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但抓住这个机会，又如命运之舟遇上风暴。右行，人海茫茫，谅涛骇浪，那是死神的世界；左行，虽也急流滚滚，却有仙山琼阁。他宁左勿右，经过一番调桨转舵，终于战胜恶浪，避开险滩，终过暗礁，驻进了避风港。现在他已完全压服了白子明，控制了王凤鸣，背靠着军政两座大山，何愁不扶摇直上？谷亭大会上，虽然引起了一场风波，那只不过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何必大惊小怪呢？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须仁此时正下决心要置王文彬和张如于死地，然后还有郭影秋。。。。。。

王须仁吸着烟，张大嘴巴长吁一口气，似乎要把整个世界一口吞掉。他回头看看那满墙的古人字画，他忽然想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名言，又皱起了眉头。“难道我也是如此吗？失又在何处呢？”

他狠狠地把烟头插在窗台上，他明白了：今天的教训就在于，光想尽快树个人之权威，除心腹之大患，却低估了王文彬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古人云：“欲速则不达。”王文彬既是池中鱼，盘中餐，又何必过于心急？

“不行，夜长梦多！”他又想到什么，看看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狂。耳边忽然出现了惊涛拍岸的幻觉：这恰似白天人们的喧啸和狂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