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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再次是江苏。江苏和山东的关系最多。
搞搜史编史的工作,关键在县史,如果县史搞不好,所谓协作区、省、地的工作都不会落实。铜山史最复杂,抗战开始分东四两个部分,东部的邳铜、睢铜、宿铜、萧铜……合而分,分而合,很难对口;西部的的沛铜、萧铜、丰铜也很错综复杂,到而今关于铜北、微小湖南端的情况一直弄不清楚。这就要费很大的工夫,找当年在该地工作的老同志仔细核对。铜山如此,其他各县也应如此;各县如此,地区也应如此。不如此不能取信于人,也不能取信于后代,把假历史传下去,几年几十年后还是要翻过来的。“重于始”,还是很重要的。
陇海路北可能比淮北要好搞一些,因为大部是山东的地方。
干部离休以后,从事修史的人可能多一些。可和山东省委商量一下,看怎样办好。湖西史还有中土、渠清、子敬、广斌、朱献民、魏饮公、吕英同志等等,如大家有可能提供一些力量,还是可以搞好的。
静之的身体怎样了,希望他少工作,多养病,他知道的材料是比较多而扎实的。
敬礼
问静之、彤光、凤舞、莲芳同志好
问节日好
郭影秋
(一九八O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令闻同志并
静之、凤舞、彤光同志:
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我想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弄清楚:
第一、王须仁是什么人,他是怎样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的?(1938年七月,二总队政治部锄奸干事;1938年十—月,特委秘书主任;1939年三月,单县中心县委书记;不久,提为湖边地委组织部长;1939年八、九月间,区党委组织部长,共升五级。)
第二,分局定的七个“真托匪”(魏定远、曹广善、朱华、王天章、牛籍庵、朱新民、X X X)有没有确凭实据?不是刑讯下的供词,而是实际可靠的材料。
第三、分局调查组的《总结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还是白子明提供的片面之辞?这个《调查总结》与各个当事人的申诉、回忆,有无出入?如果有出入,这个出入是怎样来的?对比这些出入,事后看,历史的看,究竟谁对?
在整理大量的繁复的材料中,应当力求真实。分析、推论是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要真实、准确的材料说话。前次我补充的几点意见,是事实,但有些是从当事人和我的对话得来的,除了我、他以外,别无对证。今天把问题提出来,他们会食言,会坚不承认。事实要求真,不宜抹掉,但刘居英同志的名字可以不提。
希望多向中士、渠清同志请示,多向李文、子敬等同志请教。湖西这段党史,早晚是要弄清楚的,湖西的革命斗争史也是需要弄清楚的。现在,邓克明同志已写出《湖西万人大扫荡记实》,单县县委正在搜辑王文彬、李贞乾等烈土事迹,集腋成裘,将来是可以把“湖西”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弄清楚的。
关于王清惠同志死难的时间,静之同志曾说,死在辛羊庙事件以前,并引我的诗句作证。静之的意见是对的,我确有诗说:“才悲铜北遭明劫,又痛辛羊中暗枪。”
昨天,张铎同志来了。他前些时到单县去了一次,说烈士陵园管理得不太好,烈土名单很乱。去年,我曾向单县建议,请他们编写烈士陵园的烈士传,每一个烈士,能有个籍贯、性别、年龄、任职、死难的简历也好。当然其中有很多人如王文彬、张如、马霄鹏、赵万庆烈士等,是应当大书特书的。这个工程也不小,希望逐步完成之并完善之。
专此,即致
敬礼
郭影秋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上海
郭影秋致孔令闻的信
令闻同志:
一月廿三日来信收到。
信中提到的“悔过书”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节性的问题,不过:①那种情况下的“悔过书”是真的还是假的?②唐辑五有无其人、其事?③即使在不明情况下参加了,只参加过一次会,也只是政治上的幼稚,不能据以断定是“真托匪”,处以极刑。
“一支”、“办事处”,是些什么样的单位?谁主持的?在什么地方?查起来当然要费事,不过魏的经历不是孤立的,总有他的同伴,如刘莹同志等。只要查清了“一支”的情况,如:是我党领导的还是国民党领导的?当时的领导人是谁?有哪些工作人员?在哪个地方?哪个单位里?是否发生过“中华革命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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