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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县委各区委都组织起来，党员发展到了千余人，形势十分喜人。

此时，蒋介石掀起了*高潮，湖西各县国民党政权积极排斥共产党员。

国民党专员董铎将随身带来的韩德勤的密令：即“壮大自已，排除异已”、“限共溶共”的具体内容向董玉珏及黄体润进行了透露。

董玉珏、黄体润二人心中暗自高兴，他们正想乘机排除异已！于是，一入冬天，黄体润就开始了具体行动。首先解除了丰县常备总队政训处主任王效斌、教育科正副科长马昭、梁步庭和宣传队长王少吾等人（这几人是在抗日统一战线时进入丰常的）的职务，并逐出常备队；接着，撤换了经王效斌委任的第一大队教导员李旭华、第二教导员陈云峰。。。。。。

国民党丰县六区区长穆伯仁、矬楼乡长包守臣对季庄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严刑拷打村干部，不准和八路军有联系。与此同时，黄体润将丰县常备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分别由王朝臣、薛廷燧、渠伯奎、许汝嗣、张明瑛、李旭辰、李星浦兼任大队长，加上新编的程元圣部，共计八个大队，枪支四千有余，五千余众。

正当国民党发展地方势力的时候，湖西地区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肃托事件”，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义士被冤杀，致使抗日运动一时转入低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肃托”首先从湖边地委搞起来

第一章

早在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康生又于1938年２月８日和28日在延安《解放》杂志第29、30期上刊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虚构夸大托派的声势，造成了恶劣的后果。1938年８月，康生担任*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受到的影响是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这份珍贵的抗战通俗读物，其中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托派”，可从中体味当时人们对“肃托”概念的理解。全文如下：

中国的托匪

托匪是托洛斯基的党徒，这次中国抗日，这些匪徒也暗在抗日阵营中，勾通日本，来破坏我们的抗战。

他们说：“中国不应抗日，应先武力统一”，又说：“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得到抗日胜利。”这不是挑拨内战吗？

他们又说：“共产党所号召的统一战线，不过是一种欺骗抗日的手段。”这不是离间吗？

又说：“应和敌人妥协，延长时间，多做准备。”这不是不抵抗吗？

总起来说，他们说这些话，是破坏团结，叫我们投降敌人。

我们要想抗日胜利，必须彻底肃清托匪。

“肃托”的文件传达到山东和苏鲁豫边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

湖边地委就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湖边地委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组织一些爱国小知识分子学习。干校挂名负责的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而日常工作则由教员魏定远具体负责。

魏定远是河南南阳人，早年随叔父到杞县大同中学读书，思想比较进步，他与穆青等同学一起搞学生爱国运动，在国文教师姚雪垠的指导下创办了进步刊物《群鸥》。“七。七事变”后，他与穆青一同奔赴延安参加了“民先”组织。不久，由“民先”负责人夏秋水介绍来山东工作。他带领其他七人到了菏泽附近，因徐州失陷，经李毅等动员，便到了单县加入了王须仁所在的第二游击司令部。1939年春，他被调到湖边地委干校当教员，时年22岁，因负责干校领导工作，平时人们都叫他“魏校长”。

干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政教育较差。来干校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抗日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必要的组织纪律性，思想浮动大，在学员中自发组织了文艺团体，写文章，写诗歌，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经常向区党委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