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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则设凉枕、凉席，小卖部则供应茶、香烟、糖果、水果等。每一床位，备长、短枪各一支，备烟客选用，还有“叉手”（又名枪手、烟手）代客烧烟。有时，还可见娈童开烟，调笑戏闹。并备有一二跑腿，代客送东西、购物。入夜后，烟馆有卖唱的，说书的，打道琴的，讲生意的，讲官司的，也有“开条设法”，出滥点子的……

云南。民国九年（1920）弛禁以后，云南大理烟毒流行日盛，在下关，仅四方街、西大街、正阳街、振兴街、仁民街和鸳浦街一带就开有上百家大小烟馆。其中杨记烟馆设床三张，备烟具6套；李记烟馆，设床6张，备烟具12套。烟馆既是吸烟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和赌博的场所。（参见苏松林：《大理地区禁烟肃毒述略》，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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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馆（6）

甘肃。天水县城里有五六家大烟馆，当地人叫“一道馆”。所谓“一道馆”，就是只允许烟客吃一道，二道、三道烟留给开烟馆的人。民国十九年（1930）川军入天水，烟馆大兴，县城一时有三四十家。不过多是只有一张床铺，一二副烟具的小烟馆。较大的一家在公安局隔壁，门面四间，进深四间，共有八张床位。设备讲究，除五六套一般烟具外，还有二三套精制的烟具，专供上等人使用。门上无招牌号匾，只挂一个蓝布夹板门帘。（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以上我们根据各地文史资料的记述，缕述了各地烟馆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自鸦片传入后，各城乡都建立了烟馆；鸦片泛滥之后，烟馆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是令人吃惊的。烟馆多于旅栈、饭店的情形，在各地都存在；烟馆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官府严厉禁止之时，它的变种——燕子窠、私烟馆也广泛存在着。

第二，烟馆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烟馆设施之豪华、服务之周到，都是很突出的；下等烟馆则设施简陋，姑且满足一下烟瘾，其他无法提及了。中等烟馆则介于二者之间。这样，社会各个阶层：大地主、大资本家、富商；温饱小民；贫困的苦力，都可以找到与自己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烟馆，过过烟瘾。

第三，大烟馆的命名、装饰，存在着“雅化”的倾向，它的命名有三种：一是传统的商业企业式的命名，二是极力渲染大烟之美妙；三是赶时髦，以“洋名”为烟馆命名。开馆之人命名之用意，颇耐人寻味。烟馆之装饰，多以对联、名人字画，给人以高雅的印象。

第四，烟馆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中心。这里汇聚着三教九流，边吸烟边聊天，或谈生意；或商讨对策，以偷盗抢劫；或说长道短，讲讲当地名人迭事，风流雅事，甚至闺门丑事等等，不一而足。

第五，烟馆是藏污纳垢之地。在烟馆中，有妓女侍烟，有赌局存在，烟、赌、娼三而合一，在烟馆中都可以满足了。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是烟馆开赌场、雇妓女；二是妓院开烟灯，设赌局；三是赌场设烟灯，有妓女存在。当然，黑社会之帮会分子、流氓无赖、地痞也汇聚于烟馆，谋划着鸡鸣狗盗之事。

第六，有些妓院也有文化娱乐活动，如有说书的、唱戏的、杂耍的青年男女，为烟客服务，提供各式文化娱乐活动，使烟客在烟瘾过后，听戏、看杂耍、听说书……

第七，烟馆是一个重要的税源，烟馆要交纳营业费、执照费、戒烟费、枪捐、红灯捐等捐税，而且遍地皆是，数量巨大，因此成为租界当局、军阀、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税源之一。正因如此，他们为贪图厚利，对禁烟之事不能痛下决心，彻底根除……

第八，烟馆开设者，或为与官府、军阀有勾结的富商，他们以烟毒赚取了巨大利润。为加强竞争，他们聘请高手技师煮烟、烧烟，改善服务。而那些私烟馆、燕子窠的开设者，他们或穷极无聊，自己及家人抽大烟，而试图以烟养烟，其结局无不是家破人亡，那些以自己妻女服侍烟民的，更是丢人显丑，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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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的讲究（1）

对于有钱的烟民来说，吸烟是显示身份、派头之事。他们吸烟时，讲究烧工、烟具、服务，极力追求舒适、豪华、享乐。

首先，讲究烧工。煮熬好的烟膏，是一种浓稠的半固体形状，吸食时还须挑下一小块，烧成烟泡，方可装上烟斗吸食。就是这个烧烟泡，也是名堂众多，极为讲究的。如四川宜宾军阀刘文辉部下的旅长覃筱楼，是个瘾君子，他依仗财势，每次煮烟，动辄上千两的南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