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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an’t　you　clean？

Why？

Enjoy　dirtiness？

Enjoy　pissing　others　off？

Fuck　you。

当然，那首小诗很快被人扯了下来。事已至此，就更不可能好转了。这种情形，维持了一年。

顺便说一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是个有洁癖的freak。这一点，我妈可以提供罄竹难书的证明。事实上，其他几个室友，都跟我plain不断，只不过他们用厨房相对少，所以也没有我这么bothered。以前我在博客里提到过的那个老头Steve，也告诉我这是the　worst　group　the　suite’s　ever　had　in　the　past　30years。那个时不时炒炒鸡丁的美国女孩，也告诉我她已经“afraid　of　going　to　the　kitchen。”我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做饭频率急剧下降，从一个星期4、5次降到一个星期1、2次――实在无法忍受每次走进厨房那种扑面而来的脏乱臭，仿佛是又挨了　ABCDE　合起伙来煽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因为我做这个residentadvisor，学校让我免费住房子，我恐怕也早就搬走了。

去年秋天，C/D/E搬进来（期间A搬走）。很快，他们融入了我们厨房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worst。到这个阶段，说实话，我反而豁然开朗，“出离愤怒”了。我反正是很少做饭了，搞乱厨房的“黑手”同时也成了自己行为的“受害者”――把其他所有本来也爱做饭的人挤走吓跑以后，他们自己用厨房最多啊。这跟红卫兵当年砸烂一切公检法之后没有了斗争对象、于是开始内讧一个道理。想到这里，想到A要去收拾B丢在sink里的垃圾，C要把菜板放在D弄脏的柜台上面，我简直有点幸灾乐祸了。活该，我心想，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只有以毒才能攻毒，以暴才能制暴。

话又说回来，我自己每次做完饭后，还是要照样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不但把自己做饭那一块儿擦干净，而且把其他人弄脏的地方擦干净。为了方便那些愿擦灶台的人，我甚至买了8卷powertowel，免费提供给那些愿意打扫的人。我用我的方式，对他们表达无声的抗议。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这就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象2000年前那样思考如何发明轮子、如何使用耕牛了，但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思考如何构造一个社会秩序使得人与人之间不互相残杀、互相伤害、甚至还能够丰衣足食。我们的大脑几千年来飞速进化发展，而我们的人性并不比2000前完善多少。我不知道当初那些哲学家的思考是不是由于和老婆就厨房卫生问题掐架引起的，反正我觉得，不把这个厨房问题想清楚，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哲学家。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因为人性里面有自私的成分，所以要建立一套奖罚机制，引导人们理性地趋利弊害。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比如，如果我们规定，每打扫一次卫生，发奖金100块，估计大家都得抢着去打扫了。又比如，如果我们规定，凡是不打扫卫生的人，都要挨一个黑人大个的暴打，估计大家也都硬着头皮去打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需要私有产权来实现责权利明晰、需要政府、警察和法院来强制实施法律。

如果相信人都是有强烈集体观念的，或至少能够被说服得有集体观念的，那就不需要奖罚制度了，有“思想改造”就行了。象我这个政治辅导员那样，与大家苦口婆心地畅谈人生理想，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意识，谈到毛主席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