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页)

始作为写作背景。国内方面，我们围绕着枪支、堕胎以及说唱音乐而展开的文化争议，看起来这种激烈的争议源于比尔·克林顿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收缩规模的福利国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但也没有很明确的界定，似乎描述了对生计问题广泛而潜在的认同，即使是乔·W。布什在首次竞选中提出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纲领也不得不对此表示赞同。国际方面，作家们宣告一段历史的结束，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的优势，国与国之间以往的敌意与战争被事实上的政治共同体和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所取代。

后来，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世界崩溃了。

作为一名作家，我无法描述出那一天以及随后的日子所发生的事情——飞机，就像怪物一般，撞进了钢筋和玻璃筑成的高楼里；双塔缓慢倒塌成为了废墟；街边躺满无人认领满是灰尘的尸体；痛苦和深深的恐惧蔓延开来。我也不想假装了解这种十足的虚无主义，这种主义驱使了那天的恐怖分子并且还在驱使着他们的同胞。我的洞察力以及我触及他人内心的能力，根本无法洞悉那些的空洞眼神，他们仅仅怀着虚幻、抽象的满足就能去杀害无辜的人。

而我知道的是，历史，在那天，怀着一颗复仇的心，回来了。事实上，就像福克纳告诫过我们的一样，历史绝不会流逝或被掩盖，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这段颇具代表性的历史，直接触动了我的心。不仅仅是因为基地组织的爆炸活动奇怪地发生在内罗毕、巴厘岛以及曼哈顿等在我生命中的某些处所，还烙上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不仅仅是因为，由于9·11事件的缘故，我的名字便不可避免地成为热心过度的共和党人建立嘲讽民主党网站的关键词，而且也因为这些潜在的争斗——富有世界与贫困世界之间；现代与旧时代之间；那些允许冲突，包容让人生厌的各种差异，却同时坚持一套把我们绑在一起的价值观的人，以及不管是在何种旗帜、口号或者宗教内容的引导下，寻找一种同化（这种同化对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来说是种残酷）的那些人之间——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缩影。

我知道，我曾经目睹过社会底层人们的绝望和混乱。那种绝望和混乱扭曲了那些流落在雅加达和内罗毕的街道上无家可归的孩子们的生活，也同样扭曲了芝加哥南部地区的孩子们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蒙耻和爆发无可抑制的愤怒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多么容易陷进暴力和绝望中。我知道当局者对这种无序状态的反应——要么是简单的安心满足，要么在无序状态超越了所允许的界限时，盲目地使用武力，延长刑事案件的判决，用更加成熟的军事设备来进行镇压。可是这些都远非解决问题之道。我知道界限的硬度、宗教极端主义和部落的携手，宣判了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然而，为了了解这些争斗并且在这些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自己更内在的、私密的努力已经集中体现在一场涉及面更广泛的公共辩论中，一场我全身心地投入并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后代的未来的辩论。

所有这些政策的含义是另一本书的话题。在这里，我想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来作为结尾。这本书里的大多数人物仍然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工作的职责、孩子、地理区域以及命运的轮回，对我都有着不同的影响。

除了我的母亲。在这本书出版的几个月后，我的母亲，由于罹患癌症，猝然离世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从事她所热爱的事清。她环游世界，在亚非的偏远村庄工作，帮助妇女购买缝纫机和奶牛，或者帮助她们接受教育，让她们在世界经济中取得立足之地。她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不管地位高低。她去远足，赏月。为了一些让她高兴或者欣赏的小东西，比如说围巾或者石雕，她可以寻遍德里或者马拉喀什的当地市场。她撰写报道、阅读小说、心系子孙。

我们经常见面，联系从不间断。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她会阅读草稿，修正一些我理解有误的故事，对我草稿中关于她本人的塑造小心地不加评论，但是在我父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不完善的方面，她会立即进行解释或者辩护。她对自己的病情抱持着一种冷静乐观的态度，她帮助我的妹妹和我在生活上不断向前，不管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恐惧、拒绝或者突然畏缩。

有时，我想，如果我能够早些知道她将不可能战胜病魔，我也许就会写另一本不同的书——少一点对已逝父亲的猜想，多一些对一直陪伴在我生命中的母亲的感恩。每天，我都能从我的女儿身上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欢笑，感受到她非凡的魅力。她的离开使我深深地感到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