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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其他人做最恶意的揣测，反过来又带出了我们自己最大的恶意。

说不定，其他学科信奉的行为理论也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从业者。例如，行为生物学的核心原则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参与“额外配对*”。年复一年地教授这一模型，会不会让男生物学家更容易偷情呢？

几年前，我曾和一群生物学家聚餐，其间有一对夫妇。我把经济学训练似乎妨碍协作的研究描述了一番，然后问，有没有人做过研究，男生物学者是否比其他科的学者更容易欺骗自己的伴侣呢？席间顿时出现了尴尬的沉默。我暗暗想，难不成我的问题正巧碰了个准？

要是说生物学家也跟经济学家一样，深受各自学科理论的影响，那么，两者至少在一个方面有所不同：生物学家最珍爱的假设怕是正投合法国人的脾性！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崇高的动机能否存活呢？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尊重他人正当利益的世界固然美好，不少达尔文论者却说，自然选择的力量最终会让这种人走向灭绝。可为什么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呢？我在下文中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

3　恪守道德的人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运动员服用激素类违禁药品和企业财务舞弊的丑闻频频见诸报端，叫人忍不住好奇：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诚实的人到底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制裁违法者显然有帮助，但很多时候，作弊被逮到、遭惩处的机会很小，可还是有许多人诚实行事，这又作何解释？

经济学分析暗示，在体育世界，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别于商业世界。

乍看起来，鼓励作弊的因素似乎强化了这种行为的必然性，引得“人心不古”的悲观论调盛行。有些运动员服用类固醇，是为了获取不公平的优势；但证据显示，大多数人服用禁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相信人人都在作弊。对这些运动员而言，不作弊反倒显得有失公平了。

企业行为失检根源于类似的复杂动机。毋庸置疑，有些作弊的人主要是出于贪婪和野心。但还有更多的人无非是不想落在对手后面罢了。

从达尔文主义的竞争逻辑出发，不管是在体育界还是商业界，诚实的竞争者——哪怕没人监管也不作弊——似乎难免绝种的下场。但这两个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经常遭人忽视的重要差异。

在体育界，不诚实的参赛选手只有在给逮到、接受惩处时才会身败名裂，而这种情况又相对较少。可在商业界，哪怕作弊的人从来没给逮到过，也往往要付出代价。这不是显性代价，而是面对宝贵的机会却丧失了角逐资格。

要是企业管理者名声差，作弊传言多，不太可能会晋升到需要信任的岗位上，举个例子，倘若企业主想到外地城市开办分公司，又不可能施以严密监督，他必然明白，只有委派诚实的管理者负责经营，投资才可能获得高度的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不诚实的候选人落败，不是因为他们被逮到、遭受了惩处，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头就丧失了薪水优厚的好职位。这里重要的是，企业主必须要有能力识别哪些人一贯诚实行事，哪怕作弊无从察觉。他们能办到这一点吗？

假设你刚刚从一场热门演唱会回家，发现遗失了装在信封里的5　000美元现金。（你刚刚兑换了一张支票，准备第二天上午就买辆二手车。）信封上写有你的姓名和住址。你觉得身边人——跟你没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里——有谁捡到这个信封肯定会还给你？

大多数人会说，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人，大量的证据也支持他们的看法。曾有人做过一个信任实验，让一群短暂相识的陌生人预测同伴中哪些人更可能作弊。结果，他们指认出的人作弊几率比其他人高两倍有余。

对熟人的性格判断，应该比这更准确。倘若人在做企业晋升决策的时候，能足够准确地判断他人性格，诚实的候选者抢先就抄了捷径，得以晋升到需要信任、薪资优厚的好岗位上。这解释了为什么诚实往往是企业的制胜之道。

这种环境根本不同于体育界。假设有一种完全检测不出来的药品，能提高运动员的百米冲刺成绩。有一位公认诚实可靠的选手，明知道哪怕不会给人逮到，仍然拒绝服用此药。虽说他这么诚实，却没有太大可能赢得比赛。

因为至少有一部分选手会选择作弊，诚实者输掉比赛的几率大增。退役之后，他或许能申请到一份需要信任的好工作，可这毕竟不能让他赢得任何一场赛跑。

信念很关键。如果人相信作弊不可避免，作弊的行为必然越来越多。所以，倘若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