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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概括为“爱国一家”，即在爱国的最高原则下，形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拥护中国文化的爱国者这样的差序格局。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统一战线理论，这个理论只能放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才能理解。“爱国一家”不仅是政治的差序格局，而且包含着地缘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中恰恰在于有利于团结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国文化的爱国者。

因此，香港虽然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识中，香港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因为按照传统的政治理念，国家不是一个法律建构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或文明实体。中央强调香港人爱国不要求他们拥护新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只要求他们“对祖国山河、人民、同胞、历史文化之爱”（19页）。由此我们看到，文明国家的政治理念超越了法律国家。中国共产党虽然对香港没有直接的统治，但却始终承担着对全体香港人的政治责任。“文革”开始之后，周恩来就反复叮嘱香港新华社，香港不同于内地，不搞“文革”，这目的也包含着维持香港的政治稳定。当香港左派的“六七抗议运动”遭到港英政府的镇压之后，而当时内地也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可中央依然专门调集力量在广东东江上修建水库，解决香港当时陷入的“水荒”。今天给香港的这个供水系统由七个行政法规管理，是中国行政法规管理最多、最严格的供水系统。这种政治责任在香港回归之后变成了“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政策，由此中央不断出台支持香港经济的政策。可从法律的角度讲，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从前应是港英政府的责任，现在“一国两制”下也应是特区政府的责任。中央不掌握香港的财政、金融、税收和经济决策权，怎么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且要长期保持？

面临这些困惑，和当年不收回香港的政策一样，是难以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来解释的。在香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可这种超越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似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然而，正是在现代西方政治理论难以解释的关键点上，恰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最深层的思考实际上延续了儒家传统的天下观念。

“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梦想众兄弟/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个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嘴唇。”（《五月的麦地》）诗人海子就像一个先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唱出了今天中国人的无奈和忧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在拥抱西方的时候，只有海子“孤独一人”歌唱中国，而今天我们面对着经济的崛起，却依然要陷入“没有了眼睛也没有嘴唇”的忧伤。我们在治理香港过程中困难重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对人权法治、民主普选这些西方概念出现了失语状态，导致争取人心回归进展缓慢。因为争取人心不仅仅是给经济实惠所能实现的，最终要面对争取人心领地的文化战争。因此，无论是处理香港问题，还是实现中国崛起，也许都要有比当年中苏论战更为严肃的态度、更为顽强的政治意志、更为强大的哲学能力唱响“中国诗歌”，争夺文化领导权，夺回人心中的领地。

二○○七年三月于港岛西环

（《香江五十年忆往》，金尧如著，香港：金尧如基金会二○○五年出版）

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香江边上的思考之五

强世功/著 原载《读书》2008年第3期

一八六○年，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对此，法国作家雨果愤怒谴责：“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是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事隔三十年后，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获得新界九十九年租期，但其中明确规定九龙城内驻扎的中国官员可在城内各司其职，“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从此，九龙城寨一直作为中国人管辖的领土保留在香港殖民地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清朝政府之所以在给英国的租借地中保留九龙城这一小块地方，是因为九龙城寨于大清南疆海防中的战略地位。九龙城寨起源于宋代，明朝开始在此驻扎军队，清代已成为巩固帝国南部海防的重要基地，在鸦片战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获得港岛，九龙城就成为清政府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