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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堆在一个购物车上，四个人站成一排就准备上路了。这时，我看到她神色慌乱，在口袋和钱包中翻来找去。抬头看着二楼的房门，她悲伤地摇了摇头：“钥匙……我没有钥匙。”说完，她整个人几乎都要垮了。

仔细看了看建筑的构造，我指着一个杆子说，我可以爬上去，跳到走廊上，爬进窗子，从里面把门打开。我当时瘦瘦小小的，爬树对我而言不在话下。我不仅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得到，更重要的是此举绝非寻常，这扇门是要通往新的生活，从此我们就不再受弗莱迪的骚扰。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此时的我要和弗莱迪开战。我别无选择，只能赢。就按我说的，我逐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顺着杆子爬上屋顶，从屋顶跳到走廊，幸好，窗户正好开着，我就势溜了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飞奔到楼下，母亲的脸上满是自豪与欣慰，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晚就安顿下来，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看到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是担心弗莱迪会再找上门来，把我们再次控制在他的魔爪之下。

“他不会来的，”母亲安慰我说，“他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家的客厅，听到有个男人大嗓门的说话声，似乎在威胁着什么，好像是在说钱或是房租的事情。但那人不是弗莱迪，而是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白人。那家伙穿着厚厚的冬衣，说话毫不客气，母亲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冲进厨房，拿了把切肉刀就转身回来，用刀指着那个白人，怒吼道：“不许你这么和妈妈说话。”

母亲瞅了我一眼，让我注意措辞和语气，要礼貌些。

我们对视一下，我用眼神示意自己会听妈妈的话。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手里依旧拎着刀，又说了一遍，但是口气缓和了些：“先生，请不要这么和我妈妈说话。”

他转身走了，屋里只留下我和妈妈。不过遗憾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别人用这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妈妈、对我以及姐姐妹妹发号施令。在以后的日子里，当那些白人或有钱人这么和我说话时，我一直都在咬牙克制着自己反击的冲动。

需要我们马上面对的事情就是弗莱迪又回来了。他周而复始的性格反复又要开始了。每经历这么一次反复，我对他的仇恨则会再添几分。刚刚一个多星期，我们又要收拾行李，回到那间后屋，而太平的日子弗莱迪最多能坚持个把星期。失望和不解啃噬着我的心。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妈妈曾经入狱，她最怕弗莱迪会再把她弄到监狱里去。再往后，我才完全明白，妈妈经济上无法独立，更无法养活四个孩子，所以就根本谈不上能逃脱得了，但在当时我能理解的是妈妈确实有难处，她进退维谷。

我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想出应对之策。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当时我正看着弗莱迪在吃妈妈做的饭菜，是美味至极的炖猪颈骨。看弗莱迪进食就像城里的小孩看肥猪在猪食盆狼吞虎咽一般，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厌恶。但这次不一样，看着他敲骨吸髓，吧嗒着嘴，在餐桌上磕打着骨头，我对他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弗莱迪根本不知羞耻，因为他自己不仅吃相猪样十足，而且打嗝、放屁、打喷嚏从不掩饰，样样精通。就是这样一个粗鄙男人，不仅长相，甚至暴烈的性情和极强的攻击性和拳王桑尼·里斯顿颇有相似，而且天天叼着宝马烟，再加上嗜酒如命，还有威士忌不离手，此外还动辄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家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嘲笑、侮辱、斥责、辱骂我们，特别是我，丝毫不会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人性可言。是因为我是家里除他以外唯一的男性？还是因为我能读书认字，抑或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要么这其中有着很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要过多久我才能真正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最终，我还是先明确了自己的短期行动计划究竟该如何实施。在那个周日的下午，看他啃着肉骨头时，突然一个闪念划过我的脑畔，那时的我应该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8岁男孩。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宰了这个狗娘养的。

与潜伏在家中的危险形成对比，密尔沃基城市的北部充满了我那些幸福时光里的欢乐和情趣，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相对安全和正常的孩提时光。安全感从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和它的边界，这里最北到东西走向的W。卡皮托尔大街，再往北住的就是那些处于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有色人种，那些孩子们的父亲都是职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