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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实际上,生理性别反倒是社会性别的产物,社会性别在时间序列上应排在生理性别之前:“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事实上,社会性别被自然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被建构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或肉体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 173) 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东西,社会性别只是表演(drag; performance)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持续的自我解构。它建构了所谓自然,只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建构而成的。在解构过程中,结构的碎片被视为自然的,其实它们是建构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儿》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动是权威讲演的形式,大多数的表演都是声明,也表演某些行为,行使与之相关的权力。巴特勒的社会性别的表演性质是下列当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戏剧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例如酷儿国(Queer Nation);时尚的和典型的性别模糊的身体艺术形式,例如文身和身体穿刺;性欲少数族群的公开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装。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别化身体的当代表现的流动性和表演性;我们对性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信念;我们所遇到的从外表“读出”身份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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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8)
总之,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它期望性别认同不再像传统社会中的“成为一个男性”或“成为一个女性”,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心理和社会的权衡”。(Glover; et al。; 7) 4、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有三种立场: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女性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和社会身份;第二种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解构女性这一身份;第三种是策略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将承认“女性”身份的存在仅仅当作一个暂时的策略,从女性长远的利益出发,还是应当最终解构性别结构。 本质主义的立场是性别问题上最长久也最常见的立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为了将女性问题从个人领域进入社会领域,使用“女性”这一概念似乎有着绝对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只有知识女性中某种人的声音能够被公众听到,只有她们的利益被提上议事日程,随后更广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 坚持女性身份的学者认为,不应认为“女性”这一概念只是策略本质主义,因为策略本质主义似乎隐含着女性这个类别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意思。她们认为,应该将女性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充满差异的概念。但是相对于男性,它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 et al。; 297)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本质主义立场又被称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identity politics)的立场,它的主要观点是:反身份政治的人们忽略了性别不平等问题,使得女性主义运动丧失了动员群众的话语基础。 持这一立场的人们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女性这个类别不复存在,怎么会有女性运动?这岂不成了女性运动的取消主义?答案是:女人既然已经由社会建构出来,要想改变现状只能在社会和文化中改变。于是,当代女性主义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一方面有建造“女性”身份并赋予它坚实的政治意义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女性”这一类别和粉碎它的过于坚实的历史。 坚持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这个词可以保留,这样做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仅仅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群体。 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则认为:身份政治只是策略需要,但必须承认身份政治的许多形式的本质主义基础的性质和局限性。她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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