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页)

安作风。当初延安抗大的学员都是拎了马扎在露天上课，现在就要恢复延安风气。复课并不是全面恢复旧的教育制度，为什么一定要教室？学生可以在室外地边上课！”我问他们如果天下雨怎么办？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难道让学生和教师冒着倾盆大雨上课？他们说：“下雨可以到宿舍内上课。”我们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脸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满目，总不能在这种环境上课，何况一个宿舍往往住十多个人，万一有人生病，一边在上课，一边有病人在呻吟，这怎么能安得下心？然而军宣队对这些问题统统归之为“资产阶级办学路子”。

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难道我们革命成功就是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么也没有的旧时光去吗？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要摆脱贫穷，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已不是当年的延安，为什么要形而上学地去模仿延安？

我无法说服这些质朴的军人，他们当时完全是教条式地追寻着所谓彻底革命的模式。最后我对他们说我永远无法与他们取得一致。我说这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秀才与大兵（4）

尽管我与8341军宣队争论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们的关系却仍是很友好的。会上争论完毕，会后仍是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大锅饭。这在当时的“扣帽子”风气盛行的时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为了影响他们，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对孙泽福说：“我说服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假如他们学一点外语可能他们的观念就会转变。”我建议在晚饭后给军宣队开设英语班，由我任教师。

孙泽福欣然同意，还热情支持，带头报名。于是，我的军宣队外语班开张了，学生很多，大部分都参加了。一周三次，晚饭后就在军宣队的总部会议室里上课。应该说他们学得非常认真。我逐渐忘却了我是为了这场争论而开设的英语班，我真的很喜欢这些非常认真、非常用功的学生，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教师多年来养成的一种感情。

如果一切照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同军宣队之间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然而，那毕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孙泽福的这种态度可能在他们8341军宣队内部引起了争论。从9月中旬左右，我明显地感到气氛渐趋紧张。终于有一天，孙泽福派警卫员叫我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去。我到了那里，他却不在屋里。桌上放了一份题目大致是外国语学院教改中存在的问题的报告。我并不认为那是秘密文件，因为我是教改组的副组长，我以为那是一份总结，于是随手翻阅。出乎我的意料的是，这份文件旁边有许多批注，大致说目前教改中的两种意见分歧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企图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抵制毛主席亲自派遣的军宣队的领导，大肆进行串联活动，企图全面复辟外语教学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报告最后部分充满斗争味道说只有发动群众，把这股复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前进。

多少年来，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猜测孙泽福是有意把这份报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却出去了，被我“偶然”见到。从后来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后撤离外国语学院之后不久被派遣回山东的一连串对他不公平的处理看，也许当时孙泽福并不真正反对我们的意见。而当他们内部意见分歧尖锐化时，他是故意让我看到这份他们的内部报告，从而给我一个警告。为此，尽管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些事，但我心里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孙泽福是个能理解知识分子的好军人。可惜好人常常没有好报，他的结局并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后，听说他犯了心脏病，很危险。以后就被派回山东一个岛上去当了一个驻岛部队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过他的信，但后来就音讯全无了。

当我看到这个警告之后，我立即意识到我的处境不妙。虽然我有“钦差大臣”的身分，是毛主席派来的，但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再加上原来两派的派性，我在这“山高皇帝远”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难飞了。我和朋友们商量后决定立即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

因为当时我所具有的特殊身分，同时这场“反复辟”的运动还未发动起来，因此当我向军宣队提出我要回北京汇报工作时，尽管他们十分不情愿放我走，但也无法阻拦。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过我的走是为了再回来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实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