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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荒唐岁月（1）

我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大自联合国大会，小到公社生产大队的会议，但没有哪一次会议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那样开得惊心动魄，提心吊胆，至今想起来都似乎还能感觉当时的惶恐不安。

我被学校通知去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担任英语翻译时，大约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当时，全国已经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学校已经停课，外交部派来了以刘新权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校园里整天闹闹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乱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很高兴，以为至少可以暂时躲开这混乱的环境。我还天真地希望开完会时这场“革命”也许可以结束了。

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刚报到的第一天还没有什么异样感觉。代表名单上云集了全国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时代起就爱看文艺作品，所以看到这张名单时激动不已，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作家。

但是，几乎在开会的头一天就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哪里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非要揪出某一个作家，说他是“黑帮黑线人物”。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后来的两天，这类事不断发生。大厅里在开国际会议，京西宾馆的门口聚集着要揪斗会议代表的红卫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们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门，怕一出门就被抓走。记得主持会议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喊着口号，一定要揪他回去批斗。这样地挨过两天后，情况越来越险恶。有的造反派势力很大，冲进来揪走了代表。就在这时，我们工作人员被紧急召集去开会，会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明确讲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不得干扰。特别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护，有什么问题会后再说。听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松了一口气，京西宾馆是军队的宾馆。那时候，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派性，所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宾馆加强了警卫力量。尽管大门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众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没有再发生。记得我的房间在第八层。有几次散会后，心里烦闷，站在阳台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过往着一车车的红卫兵，到处都是口号声，到处都是造反派打着各种旗帜的队伍。我觉得像是生活在一个围城之中，周围的四堵墙贴满了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