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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说的一个人的媒体公司，也能廉价获取并传输数字图像。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新华社为主体的传真照片必然瓦解。因此，我的工作性质使我具有接近“语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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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代的旧事（24）

什么是“传真照片”？就是在第一时间拿照片说事儿。作为新华社传真编辑，我已经这么做了。现在，我把自己亲手拍的照片当做“语像”的支点，然后在这个支点之上行使“话语权”。。

有同学问我：西方有没有“语像”？没有。他们肯定没有，他们不需要语像。首先，西方是科学的民族，常年泡在古希腊的哲学里、古罗马的法学里、犹太人的《圣经》里，已经形成了周密的社会规则。其次，西方社会发展相对平稳，各种艺术门类登峰造极，很难有新的突破。

英国早就发明了《大宪章》，美国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而我们不同。我们过去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领域不许说，不能碰。如今科技发展，读图时代降临，互联网博客、手机短信……国家开始给人民说话的机会，这是“四人帮”时代做梦也不敢想的。“语像”，犹如小孩子的看图说话，可以练习我们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逐渐摆脱林彪、“四人帮”时期的冷战思维。

通过第一手的直接接触拍摄到的令人震撼的影像，不一定就能转变成“语像”。我已经写了很多本书：《我从战场归来》、《我钻进了金字塔》、《我在美国当农民》、《重返巴格达》、《我第三个愿望》、《我的诺曼底》，一本一本地重复自己。我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早已对这种写作深恶痛绝。他们骂我重度抑郁，可我脑子清醒得像刚擦过的一块玻璃。我就是不写，我一个字也不写，就不写。编辑没有办法，回家仔细研究我发给她的照片，最终同意“一个字也不写”。

我的编辑是写体制内宣传文章起家的。大概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吧，第四军医大学有一位学员，救了一个掉在粪坑里的农民老大爷，自己却淹死了。这名烈士叫张华。大学生因救一个掉进茅坑的老农民而被淹死，不具有多么大的新闻性，肯定没人看，可是解放军能妙笔生花，把这个提升成“生命的价值”，一下子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张华升华了。

作为《解放军报》老记者、《华人》杂志总编，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她知道什么具有潜在的价值。她陪我到王文澜家，王文澜请我吃驴肉火烧，让我把照片收起来，不要进行任何剪裁，也不要再给别人看：“锁起来，等着它们升值。”我一直把王文澜尊为“老佛爷”，老佛爷这么说，那我的照片肯定是能说话了。王文澜说你要不信，去让贺延光看一眼。于是我立即开车，从王文澜门头沟的家，开到南五环贺延光的家。贺延光看了后，也说，这些照片能说话。既然能说话，我就更不说话了。于是，我的编辑同意我出一本“一个字也不写”的“语像”。这就是《一个人的远行》，标志着“语像”的诞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版一印6000册在三个星期内销售一空后，再版加印。《世界是平的》全黑白，卖56元一本，没图；《一个人的远行》全彩印、108克亚光铜、进口荷兰板、韩国油墨……100元一本，同类图书没有这么便宜的。此书雄踞卓越网畅销书排行榜。

“语像”最突出特点是“跨界”

我是职业摄影记者，不务正业，出了一堆畅销书。由于身体问题，我日益厌倦写字，甚至仇恨写字，一提写字脑袋就要爆炸。这本《一个人的远行》最初我没写一个字，这200多张照片甚至不是我选出来的。2003年，我一个人开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从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从喜马拉雅山南坡，经樟木回到西藏。我反对集体活动，认为只有一个人独自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时，才能显示出超凡脱俗的本性。这种感觉最初是在采访海湾战争时出现的，我在《我从战场归来》的自序中写过：“一个人只有面对死亡时，才能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品质和能力。”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人最多，最聪明伶俐。洋人普遍傻，简单，一本《圣经》、一本《古兰经》笼罩一生。而中国人个个精明，国家政权推动全民熟读《三国演义》、《红楼梦》……把大量精力用在尔虞我诈上。可世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不适用于国际交往。不仅不适用，而且走向世界时可能还会找揍。

新闻时代的旧事（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