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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不过，如果以为这种骄傲仅仅出于香艳的肉欲，则是对八大胡同的误读。在八大胡同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它的意义早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人讽刺袁枚的娘子军之例。不看别的，仅看民国初始，袁世凯梦想复辟当皇帝，贿赂国会议员，不选六国饭店，也不选京城有名的饭店八大楼中任何一家，偏偏就是专门选在了八大胡同，可见当时八大胡同的地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大饭店酒楼所能媲美。而当时的参议两院号称五百罗汉的议员，每人每月薪金是两百银元，那时买一袋44斤的白面才要两块银元，他们有足够的银两去任何一个地方挥霍，却偏偏也爱选择到八大胡同来，那不仅仅为了发泄自己的肉欲，更多的是和袁世凯一样为了政治利益疏通人际关系，八大胡同，成了他们的社交会所，成了他们另一处办公地。所以，那时有人讽刺地把八大胡同叫做“议员俱乐部”。

同样，那时大栅栏里的商家，哪家不和八大胡同有着明铺暗盖的关系，那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寂寞时分的挑灯夜语或脂粉撩拨，或为了自己纳妾私设外室的方便，更多是为了笼络客户而从事的经济利益和关系网络的铺设，八大胡同里的妓女，是他们招待客人的一道菜，是他们经营策略或手段的一张牌。这除了说明大栅栏和八大胡同相互依存的关系，也是当时商业真实状况的写照，为了惨淡经营而不得不这样无所不用其极。谁让大栅栏和八大胡同挨得这么近，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呢？所以，那时大栅栏的商人也抱怨说，大栅栏里干一年，不如八大胡同干一天。

那时候，提起八大胡同，确实透出的底气都与众不同，有人指着客人说：今晚我请客，去八大胡同！或者有人指着马车或后来的洋车说一句：去八大胡同！那声调不同寻常得很，意味深长得很，并不像我们如今叫上客人到歌厅或洗脚坊或洗浴中心那样兴冲冲赤裸裸专奔买春而去。

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面凹凸镜。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迈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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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胭脂难敌南朝金粉的入侵（1）

八大胡同真正形成规模、日益走向繁茂鼎盛，应该是从清咸丰中期开始，到光绪年间完成的。

这期间，妓院的规模与规矩都已经形成。当时政府许可存在四类妓院，被分门别类命名：

一类为头等妓院，原名叫“堂”，又叫“大地方”，“堂”的叫法，是从明代而来的古称。“清音小班”则是后来出现的南方班头等妓院的专称。

二类为二等妓院，原名叫“中地方”，后称“茶室”。

三类为三等妓院，称为“下处”。

四类为四等妓院，称为“小地方”。

这和当时上海对妓院的分类基本一致，只是叫法不同。按照赛金花说法，上海的一等妓院叫“书寓”，“亊亊书寓”，那里的妓女必须要会唱“楼会”、“思凡”、“长亭”或“化蝶”之类的小曲；二等妓院叫“长三”，“寓”，和一等妓院的“书寓”相比，少了一个“书”字，妓女不必唱小曲，但得加一个茶碗，要品茶的；三等妓院叫“么二”，牌子挂“堂”；四等妓院叫“花烟馆”或“野鸡处”。

这很像给妓女和妓院定职称或级别似的。从政府角度，是为了便于管理和税收；从嫖客的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腰包和身份，看人下菜碟；从妓女的角度，是她们的水平和价码。

当然，一等妓院的讲究最多。妓院大门一般由砖雕装饰，有匾额书写的店名，或在乳白色灯罩上用红漆写的店名（且都是当时社会名流的题字），门楣上挂有写着妓女花名的花牌。没有电灯的时候门前有油灯或汽灯，都得是镂空的玻璃灯罩，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了电灯，一律换成了明晃晃的电灯。讲究的，门两旁还有对联镌刻在砖雕上面，更讲究的，门前还有牌坊。那劲头儿，一点儿不比大买卖人家差。

一等妓院里，每位妓女都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房间摆设要讲究，最早的是红木中式传统老床，后来有了席梦思软床，金铜床架，雕镂挂络；还得有各种各样应时应令的摆设，成龙配套，和那些大家闺秀一样讲究；更讲究的，墙上还得挂有当时的名人字画（有的就是客人自己送上门来的），要的就是一个调情的氛围，而不是那种下等妓院里进屋脱裤子立等可取一般的快餐。

这里的每位妓女，都要有自己的一位跟妈儿，是专门伺候她们饮食起居的，像贴身保姆一样。那些跟妈儿，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有些便是以前的妓女，年龄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