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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仅仅是争逐性欲的风月场，而是兼有文化沙龙、商业交往，乃至政治的起承转合作用的场所，情色只是它的一件鲜艳的外衣，或者只是一种功能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便会明白在我们民族历史的传说和传统中，妓女的形象为什么和现在流行的妓女形象不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红拂夜奔，协助李靖成就了开国之大业；为什么会出现李师师，冒险为燕青巧做安排，让他和宋徽宗在自己的闺房中会见，成为巾帼中的英雄；又为什么陈圆圆能够被后人叹为“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些一般女人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却奇迹一般发生在昔日妓女的身上，这往往是寄托了人们的情感，超越了一般道德意义上的评判，也不是一般的风花雪月所能够比拟和企及的。从青楼文化意义上，来考察八大胡同，也许才会让我们的眼光开阔一些，而不仅仅囿于暧昧的情色之间。

八大胡同在咸丰到光绪年间完成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长到了自己的顶巅，却并没有达到以往青楼文化的顶巅，仅就清代而言，妓女质量最高的时期在清中叶。那时期的妓女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这和自唐宋以来受宫廷重视的传统有关，那时妓伎通用，艺妓不分家，还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人们对待她们的态度，和我们现在看待妓女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来认识，我们才会对琴棋书画俱佳的柳如是有所认识，明白清初的才子兼重臣钱谦益为什么说死说活非要娶柳如是不可；也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古典文学的画廊里，有了色艺绝代且气节逼人的李香君的故事，描写她的戏剧《桃花扇》常演不衰；也才会明白清初的礼部尚书龚鼎孳，为什么在其爱妾金陵名妓顾横波死后，出重金在长椿寺旁特意修建妙光阁，并情意殷殷地祭诗云：化为魂归无色界，悲来佛是有情人。居然将佛和一个妓女相提并论。

那时候的妓女，和现在穿着露点的装束，手里攥着安全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妓女，确实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

那时候的妓女有不少如柳如是、李香君或顾横波一样能诗能画，并且有着一般女人都没有的气节和骨气，并不仅仅是出卖色相，也不仅仅图对象高官厚禄，不像我们现在被包的“二奶”，如金丝雀一样只会躲在笼中撒娇卖俏。

那时候的妓女可以演出李渔改编的连台本《游园惊梦》。清珠泉居士著的《续板桥杂记》中这样描写舞台上的她们：“含态腾芳，传神阿堵，能使观者感娱目心，回肠荡气，虽老使师，自叹弗如也。”

难怪乾隆爷都要亲自召见并款待她们。而文人更是为之题诗赠画，这在清《画舫录》上都可以查到。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我们也就容易明白，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的进士、后当过欧洲四国大使的洪钧，当年为什么在苏州一眼看中了赛金花。他看中的是赛金花的色艺双全，才把她娶进门来，而且看作正室夫人一样带着她出使欧洲四国，如此才有了后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烧杀抢掠中面对德军元帅瓦德西时赛金花的出色表现。换成现在的妓女，行吗？

可是，到了小说《孽海花》中，赛金花变成了和仆人勾搭成奸、一起合唱下流小曲《十八摸》、故意从楼上甩下珠玉头簪勾引他人的形象。

也许，这时候赛金花的形象，就已经是八大胡同后期下跌的形象了。赛金花在八大胡同，是她自己也是八大胡同质量急剧下滑的象征。妓女，便也从古典急剧滑落到现代。现代妓女的形象，是依门卖俏，是旗袍开衩到大腿，一手叼着香烟卷一手拽着你的衣角甚至你的要害处，是和金钱和花柳病相连的形象。上等的，是曹禺《日出》里的陈白露；下等的，是老舍《茶馆》里的小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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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2）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八大胡同已经快到了尾声。它的鼎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咸丰到光绪年间，还不是这样的，尽管和清中期已经无法相比，却毕竟保存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如同李渔诗中所写：“琴书虽漫灭，出入可携将。”大概的意思和韵致还在。南北妓女的构成，以及出入八大胡同的人员，毕竟也还都保持着以往遗存下来的传统，前者并非仅仅是为生活所逼而走投无路的贫苦妇女，后者也不仅仅是为发泄性欲而来的地痞流氓或军阀官僚。

这一点，我可以简单作一点具体的说明。后者，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所作的记载，就可以作为佐证。他曾为我们列举了一串名单：“咸同以来，京城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征歌为乐。据予所知，以钟石帆方伯秀之子文兰畦，舒溪制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