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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你也会出大名！”

“当面定攻守同盟！大胆！”一个红卫兵用皮带照张部长脸上抡去，立即鲜血直流。

阿Q一听，更害怕了，说：“张部长呀！天地良心，干什么事不是你先给我指路呀，我是听你喝的呀！你把我害苦了！”

“我是按形势需要办事！形势逼人呀！”

“我是按领导指示办事！”

在旁审问的造反派们，一听，你们通同作弊，欺骗人民，现在想一推六二五呀，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于是又受了一些酷刑。一直到阿Q承认自己的“人造模”，张部长承认自己是借阿Q创造自己的政治资本以欺骗群众，才结束了这场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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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再度造反的成果（7）

……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各派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不必尽述。可是根据阿Q的交待，他制造的把两千多人送进监狱的“国民党特务”大冤案，一直到1978年，才得以平反。阿Q“里通外国”的事，确实有一封姓赵的国外来信。这个姓赵的自称是当年审问阿Q的县太爷的儿子，他想回国“寻根”。当时县委组织部考虑：阿Q有“海外关系”会授人以柄，影响这个典型，根本就没有把这封“寻根来信”转给阿Q，而是作为档案存起来了。红卫兵抢组织部的档案时，查到这封信，作为阿Q“里通外国”的罪证，贴满了大街小巷。现在看来甚为荒唐，当时可是造成二千人大冤案的契机的根据。

阿Q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后，先定为“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骨干分子”，是“野心家”，是“三种人”（即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分子，打砸抢分子，阴谋野心家）。查来查去，阿Q不过是夺了权，想扶正当镇长而已，和“四人帮”的骨干，没有直接联系。于是又降低为“犯了政治错误”。继续查来查去，发现阿Q实际上并不懂什么“政治”，只想当官，又降为“说清楚对象”。所谓“说清楚对象”，即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原因，说说清楚，是自我检讨性质。可是阿Q除了说他和镇长搞不团结，想把自己“扶正”当正镇长之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政治根源，社会根源，阿Q虽然写了歪七扭八的文理不通的“检讨书”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

粉碎“四人帮”后成立的“清查小组”决定：党内取消阿Q的党藉，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贬藉为民。至于在那次武斗中伤亡的学生，是“打Q派”主动进攻造成的，阿Q也没有直接责任，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从法律上说是“无罪释放”啦。

在阿Q坐牢的几年，只要不受刑，他也心安理得。心想：妈妈的，坐牢好呀。坐牢比出去武斗好，坐牢不会参加武斗做无畏的牺牲，而交待得态度好，造反派还能给吃点肉食，改善生活。造反派要他交待“海外关系”，他交待了。他觉得有海外关系好！有海外关系，什么派都无权参加，可以当个逍遥派！至于学生们斗争他，给他上刑，他也能想得开：这世界上早就有儿子打老子，孙子打爷爷的事，世界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还有一点值得阿Q安慰的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学校复课的时候，按当时的“思潮”：贫下农中阶级觉悟最高，对毛主席最忠，学习毛主席著作最好，用得最活，理所当然地要“上管改”（“上”即上学校，“管”即管理学校。“改”即改革“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所以，在农村贫下中农在各个学校都派驻了代表，负责学校管理之责；在城市则有工人代表负责管理学校。阿Q的儿子阿善，原来就是派到未庄小学负责管理教育的农民代表。阿善虽然没有文化，可是这么多年的教育，他懂得“劳动创造世界”，也懂得“阶级剥削”。阿善下令，学校只上两门课：一门劳动课，让教师和学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改造世界观；一门是数学课，只算地主剥削账，出的算题是：十亩土地，每亩产三百斤稻谷，按“倒四六”交租，一年内地主剥削贫雇农多少粮食？现在看来很荒唐，当时还真有报纸宣传说：“没有文化的农民也能当数学教师”。

九　再度造反的成果（8）

阿Q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是儿子没有错误，还在未庄小学当贫下中农代表。这一点给阿Q脸上留了点亮光。

只有一点阿Q常常担心着，但绝对没有吐口：就是他被解放军释放回家时，连长给他那根金条银元和其他珠宝。阿Q是肚里装不下二两油的主儿，一回家就夸富，在咸亨酒店喝酒时，拿出一根金条，让掌柜的找钱。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将金条主动交公了。算是得到坦白从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