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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让秀芬的苦难拖那样久了，像秀芬这种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

琦君在尔雅印行的书

《三更有梦书当枕》

散文　1975年7月

《桂花雨》

散文　1976年12月

《细雨灯花落》

散文　1977年7月

《千里怀人月在峰》

散文　1978年9月

《钱塘江畔》

短篇小说　1980年4月

《琴心》

散文？小说　1980年12月

《烟愁》

散文　1981年9月

《母心似天空》

散文　1981年12月

《菁姐》

短篇小说　1981年12月

《一袭青衫万缕情》

散文　1991年7月

《词人之舟》

诗词赏析　1996年3月

克难岁月——隐地的《涨潮日》（1）

隐地在一篇文章中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人过惯了丰裕生活，把从前物质匮乏的穷苦日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台湾的新人类e世代恐怕连“克难”这两个字的真正涵义，都不甚了了。说真话，要不是最近读到隐地的文章，我也很久没有在台湾的报章杂志上看到“克难”这个词儿了，台湾人大概真的把当年那段克难岁月早已淡忘。

在隐地和我这一代的成长时期，台湾社会的确还处在一切因陋就简的“克难时代”。这个“克难时代”大约从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算起，跨过整个50年代。“克难”一词除了意味经济上的贫乏，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时刻国民党在大陆新败之余，二百多万军民仓皇渡海。当时台湾的物质生活困苦，要大家勒紧肚皮又要维持士气于不坠，怎么办？叫几声振奋人心的口号倒也还能收一时之效，“*抗俄”、“*”，在50年代是喊得很认真的。“克难”也变成了那个时候一句口头禅，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国难当前，一切从简，眼前困境克难克难也就撑过去了。当然，克难也有克服万难的积极意义，所以还有励志作用。当时台北有一条街就叫克难街。台湾出产的香烟也有克难牌，跟新乐园不相上下，据说军队里的老士官爱抽这种烟。克难街从前就在南机场那儿，在我的印象中，是一条相当破败的街道，所以才叫“克难”。隐地有一篇文章写他的少年流浪记《搬搬搬，搬进了防空洞》，最后栖身的那个防空洞，就在克难街口。台湾的克难日子早就过去了，所以克难街也就改了名称，一分为二：国兴路与万青街，现在青年公园就在那里。

舒服日子容易过得糊涂，倒是苦日子往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隐地在“人间副刊”及“联副”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追忆他青少年时期那段克难岁月，这些文章一出，令人大吃一惊，原来隐地还有这等沉重的心事，竟埋藏了四十多年才吐露出来。隐地当然是个资深又资深的老作家，算算他连编带写的书，迄今已有三十余种。他写过小说、散文、格言各种文体，而且到了五十六岁突然老树开花，写起诗来，一连出版了三本诗集，台湾诗坛为之侧目。隐地写得最多的其实是散文，“人情练达即文章”用在隐地这些散文上最合适，他的“人性三书”、《翻转的年代》，还有两本“咖啡”书：《爱喝咖啡的人》、《荡着秋千喝咖啡》，都是隐地看透世情、摸透人性之后写出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特点，无论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或是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作者多半冷眼旁观，隔着一段距离来讲评人世间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而且作者的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荒谬人生，见惯不怪，有调侃，有嘲讽，但绝无重话伤人。因此隐地的散文给人一贯的印象是温文尔雅，云淡风轻，他自己曾经说过：“散文，最要紧的就是平顺。”平顺，就是隐地的散文风格。但隐地发表的这一连串告白式的文章，与他过去的风格有了显著的不同，就如同由这些文章结集成书的名字《涨潮日》一样，暗潮汹涌，起伏不平，因为作者在写他自己彷徨少年时的一段痛史，少年的创伤是如此之深且剧，客观平顺的散文，已无法承载这些埋藏了四十多年伤痛的重担了。

隐地少年的创痛，直接来自他的父母，间接来自政府迁台贫穷匮乏的大环境。写自己的父母本来就难，亲子间的情感纠葛，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如果父母根本就是自己痛苦的缔造者，那下笔就更难了。尤其是中国人，多少总受儒家思想的制约，写到自己父母，不免隐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