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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死法：上吊。猪号的房子真是专为上吊者而造的，有这么多的横梁，每根都又长又结实，一，二，三，四，五“……从头到尾整整48根，挑一根我喜欢的，用细一点的绳子。夜里没人会来，有大把时间慢慢死。

我听见平原上的狼嗥，想走出去看它们一眼，可它们跑走了。这儿的老鼠带有一种神秘的病毒，叫做虎林热，我们团有几个知青就得了这病，死了。我看见这种背上有三道黑纹的老鼠也不躲开，但这病偏不愿亲近我。

团里有几个知青在扑灭山火时献身。他们不顾风助火势，顶风救火。就在被火吞噬的时候，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护着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这样他们成了革命烈士。

成为革命烈士这个念头已不能再打动我。相反，我常常动点儿反革命的脑筋。凉水泉离国境线乌苏里江不远，走几个小时就可以到那儿。

半夜跳进江中，轻轻游向对岸，也许今晚我福星高照？再见，我的祖国！“工人阶级无祖国，”谁说这话来着？马克思还是列宁？赶快！边境哨兵不知何时就会巡逻过来。狗拼命叫，突然一道电光划破长空，子弹像雨点飞来。我被击中了。“回来！”“回来！”“不！我决不回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家人。我带着背上的伤奋力向前游，一直游到江底……

想到这儿我忽然记起，江的对岸是苏联。我的白日梦仍是肥皂泡，跳出油锅又落入火堆。就算我渺如尘芥，也不愿意死成这样。

我品咂着各种自杀方式，渐渐回忆起了我在听奶奶的故事时感到的那种锥心的悔恨。在那个形势下，我别无选择，城池沦陷，若不想落入敌手，受尽凌辱而死，惟有自刎。但眼下，何苦匆匆？真想死，哪个晚上、哪种方式都是现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本是无名，J、卒，生死不在他人眼里，又何必非死在今天不可？拖到明天再说。过去我太冲动，欠思量，一错再错，形如覆水，我不能再犯致命的错误。

来北大荒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如果砍了我的一只手，让我回北京重头来过，我也干。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的三个知心朋友，方、丽雅和老宋，也都愿做这笔交易。

我和丽雅成为朋友是因为方的缘故，她俩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是亲密朋友。丽雅与方不同，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1949年前家道富裕。丽雅从不说起她的父母，我想他们一定像丽雅那样，很高傲。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丽雅是最有天分的。她会弹钢琴、画画、写诗，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月牙眼，亮晶晶的，红润的双腮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在人前总是笑，人后才流露其它的情感。我也喜欢这样，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不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

所以丽雅和我不必用语言表达彼此感受，我们心有灵犀，我可以轻易地透过她的假面看出她的志向、她的孤高、她的自卑和积在心中的悔意，我看她就像看我自己。在我们之间，言辞是多余的，只会给感情的交流带来妨碍。我和丽雅见面时，我们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儿，但我常常想别人为什么觉察不到隐藏在丽雅满面春风背后的辛酸。她来北大荒的故事不是什么秘密，村里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1968年秋天，上海第一次送知青到北大荒。北疆的生活激发了丽雅和方的无穷想象，她们双双报了名。几天后，方接到了批准的通知，而丽雅没通过政审：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到边疆工作政治上不够可靠。

得知这个消息，丽雅搬出了父母家，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声称和他们划清界线。但这还不行，后来她又写了大字报公开谴责她的家庭，到了这个分上还是没得到批准。方和其他人离开上海的那天，丽雅到火车站送他们。她溜上火车，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呆了四日三夜，车到虎林站时，她走了出来，呈上一份血书，发誓扎根北大荒。领导被感动了，终于让她留了下来。

4年过去了，丽雅前途渺茫。其他知青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把孩子弄回城，而丽雅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离开上海前的举动令她父母大失颜面，现在她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回过头去求他们呢？再说，即使他们愿意帮忙，也苦于力不从心。

结果，丽雅在凉水泉呆了整整10年。她是1979年和最后一批知青一起返沪的。后来她老觉得腰酸背疼，不知道患上了癌症。再后来她动了几次手术，吃了很多苦头，终在1993年永远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去北大荒名副其实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另外一个朋友老宋面临不同的难题。她那年已经26岁，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知青，比方、丽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