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页)

试，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进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学校报到。入学时我们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锃亮锃亮的，从此我走到哪儿都戴着它。校徽总是招来不同人的或赞许、或羡慕的目光，这些目光颇让我受用。

不久我便发现一零一中与我过去就读的小学极为相似，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学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学家、教授、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中科院和几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学生的家长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后门还不大时兴。虽则是公平竞争，班上5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女孩来自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