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第1/4 页)

灼见。现代欧洲直接起源于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古典世界，这在史学界基本已经成为共识。但是，雅典精神，是欧洲现代性发育成熟、政治社会走向*的19世纪的时代需要。格罗特的浪漫古典史观压倒了William　Mitford保守古典史观，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希腊遗产》中评论道：“格罗特对古典*的翻新是如此成功，乃至19世纪的英国人觉得他们离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比离18世纪的英国更近。”这也恰恰是我对雅典的感受。在20世纪80年代初站在北大的三角地，我觉得自己离古典时期的雅典比先秦两汉要近，比盛唐要近，比明清要近，甚至比近代的中国、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要近。我觉得：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人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传统，而非要被既定的传统所桎梏？英国有《大宪章》，有莎士比亚，有柯克，有一整套宪政传统。但是，你能嘲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崇洋媚外”、冷落自己的传统而拜倒在古典希腊的脚下吗？当然不能。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不仅是英国历史的顶峰，也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顶峰。日不落的帝国就是在这种拥抱古典希腊的文化自信中建立的。

美国也是同样如此。Henry　Steele　mager指出，是古典传统造就了华盛顿、杰佛逊、麦迪逊等建国之父。“这些建国之父对古典世界比他们对欧洲甚至英国更为了解。他们对古典世界的熟悉程度可能比他们对本区域之外的美洲殖民地还要高。”在建国之初，潘恩对雅典*的推崇在崇尚古罗马共和传统的政治家中还是少数派。许多人如汉密尔顿那样仍然把“*”当一个贬义词来用。但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就成了主要政党的名字。美国人开始回归希腊而非罗马，拥抱雅典而非斯巴达。这个年轻的国家显然从“*、共和政体是否只适合小城邦而不适合一个大国”的忧虑中摆脱出来，相信自己的人民有足够的品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也正是美国成为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国家的根本动力之一。

从现在的角度回想，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精神更符合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当时的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是封闭的，但在文化心灵上是开放的。那时北大人的精神，似乎面临着无限的可能，让人想起19世纪的英国、建国时代的美国，仿佛一个大时代正在开始。所以我觉得北大就是个雅典。

现在的北大呢？这要让现在的北大人来回答。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1）

沉迷于古雅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不过，现在我成了以历史为职业的教书匠，专攻中国史。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5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隋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听完他的课，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图书馆，把他提到的各家都找出来自己看看。他是个右派，掌握多种语言，被压制多年不能搞专业，反而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限制，能关在图书馆读书。所以“*”结束后他的知识结构是最领先的。他本来研究中世的中西关系，但对所谓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当时恐怕也是最通的。

张先生被恢复教学权利后刚上讲台，精力无限。我向一位同学推荐他时，对方说：“我知道你讲的是谁。是不是那个总推着自行车在马路边上和别人说话的？”不错，你下课问张先生一个问题，他先是拿着黑板擦儿站在讲台边和你谈，等下堂课的师生进来，他就不得不走出教室，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处，打开锁，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谈，最后干脆站在大家要分手的十字路口，一讲就是半个多小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这成了当时北大的一景。我当时问他，在转到历史系不可能的情况下，想学历史怎么办。他毫不犹豫地说：“读《通鉴》，一遍不够读两遍。”接下来就是一通关于司马光的长篇大论。可惜我三分钟热气，《通鉴》一本也没有看下来。

毕业几年后，我有机会去访问他。那时我当记者，采访了不少知名的学者。其中对杜维明关于儒学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