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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实很大。而默默无闻的古典文献专业，则最货真价实。我如果现在上中文系，也许会报古典文献专业。至少古典训练是结结实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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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就是个雅典（1）

我喊了半天学历史，但最终没有潜下心去。在北大的历史训练，最多是通史课的水平。中国通史大致听完，近代史没有听（主要是怕讲成了政治课，当时的*党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课）。世界通史则就听完了古希腊。

我不了解现在的通史怎么上。当时通史课是很重的。比如中国通史要上两年四个学期，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史。这样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来，应该缩减通史课时，增加专题史的课时，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一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不过，这到底还是形式问题。关键要看什么人来上。如我前文所述，历史系投入到通史课的师资相当精良。两年大课虽然形式单一，质量则很有保障，而且讲得也比较细致，有助于学生打好基本功。历史系不是没有赶时髦的课。比如我听过一次“比较历史”的课，大概是想赶当时中文系领导的“比较文学”之类的新潮了吧。可惜听了几节，全是花拳绣腿，还是通史课实在。我大学所学最多的，是通史课的旁听。从专业的角度看，这点训练也许什么都算不上。但至少从今天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角度看，对我的人生很有意义。

先说那点古希腊史吧。

我高中最后一年每周跑出去“关心国家大事”，进北大后又赶上海淀区的基层选举，北大一下子成了全国的焦点。当时随便一个候选人，在饭厅或者三角地，往凳子上一站，就开始演讲，阐述自己的主张、回答问题。听众也都非常投入、认真。我当时还问一位美国留学生：“以你们美国的标准衡量，这够不够*？”他连连点头：“这很*呀！这是真正的*！”那时我真感觉到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甚至幻想着我们这代人毕业后能够彻底改变中国。

我虽然没有具体参与竞选，不过这一段经历塑造了我的世界观。我一直认为，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是因为我们都经过了三角地、饭厅里那种面对面*的洗礼。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环境的熏染，我开始对古希腊史入迷。在我看来，北大就是雅典，三角地就是agora（希腊城邦中心的广场，也是公民讨论各种事务的中心地带）。没有三角地的北大，自然也不成其为北大了。我还一直宣称：雅典是我的精神故乡，古希腊是我的传统文化。在北大沉迷于古雅典的世界，实在是一种政治上的“寻根”了。

开始时能找到的关于希腊史的书，全是“*”前翻译过来的苏联教科书。虽然这些书苏式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但写得还是比较具体，人家毕竟在这方面的学术水平比中国高一截。从字里行间，还是能学到不少东西。记得王以铸译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前面就有一位苏联学者的序言，非常精彩，可惜后来新版时被去掉了。到了高年级，则看到了顾准的《希腊城邦》（那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了几遍）。在我这代人中，我大概是最早的顾准迷之一了。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从希腊城邦*一直讲到“五月花号”上的*生成。这种跳跃在现在来看大概不太合乎学术规范，在当时则有着相当的思想一贯性。从知识上看，他讲的并没有超出我已经读到的东西。但是，他是唯一一个能把希腊和中国关怀联系起来的人。他讲雅典，正好满足了我政治寻根的需要。

北大就是个雅典（2）

那时世界通史课上讲古希腊的，是朱龙华教授。他童颜鹤发，一讲话就满脸放光，极有神采。当时世界史专业的学生，还在他的顾问下上演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看后让我激动了好久。上他的课谈不上什么思想震撼，他不是个激情澎湃的人，而是“古典式”的风格，庄重平和，而且特别清晰。当时这方面的书不全，听他一讲，对古希腊的概观就有了把握。作为外系旁听学生，我没有机会和他直接请教。不过毕业工作几年后，开始上门拜访。记得20世纪80年代《读书》杂志非常火爆，我是《读书》的常客和作者，而且有一段想调到《读书》去。沈昌文先生那时是《读书》的负责人，特地跑到我的工作单位《北京晚报》要人，但是《北京晚报》不放。后来我索性义务为《读书》办事，推荐了朱先生，并自告奋勇地代《读书》向他约稿。他应我之邀写了一组西方史笔记，非常受读者欢迎。

这段教育，使我不仅成了西化派，而且是个“言必称希腊”的西化派。老实说，那时候的古希腊史观，还属于19世纪英国史学家格罗特所代表的那种“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