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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亲英’二者间做出选择，激进力量之间则冲突不断。……政改之争正侵蚀着港人治港的基础和条件，港督若不及早恢复自然之道，则光荣撤退只是一个梦想，而港人却要承担未来外部不和、内部分化等‘后遗症’。”而这恰恰是彭定康的政治目的，因为这场斗争本来就以香港人做赌注的（参见“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一”）。为此，彭定康成功地获得西方世界的支持，美国总统克林顿公开支持彭定康，认为推行民主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正是由于西方世界的支持，彭定康将政改方案看做是历史终结处所做的最后斗争。他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发表的第二份施政报告强调，英国在香港的目的不是建立机制、制度和达成协议，而是要把香港的独特生活方式“延至下一世纪”，其历史意义“不亚于法国大革命”。

当然，中央很清楚，这些美丽的政治修辞不过要掩饰英国人借东欧事变和苏联解体推翻过去的协议，通过加速民主化将香港搞成半独立的政治实体，进而影响中国的政局发展。因此，彭定康的政制改革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西方世界肢解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面对这种国际局势，中央于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向香港各界陆续披露邓小平关于香港政改问题的几次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在原则问题上绝不退让。这个原则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原则，就是香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行使“一国两制”的原则，就是中国绝不屈从于西方国家支配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按照小平的指示做好了“另起炉灶”的准备，即原来中英协议中的“直通车”计划流产，中方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单方面筹组第一届特区政府。

其实，另起炉灶的问题早就在邓小平的脑子里思考过多遍了。邓小平一直担心的是港英政府在过渡期自搞一套班子，强加于未来的特行政府。因为香港回归没有“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和平过渡”。在“港人治港”的条件下，港人不可能在一九九七年突然接管香港，而必须在过渡期参与管理，熟悉港英政府的运作。而英国人肯定不让真心拥护中央主权的港人或中央信任的港人参与管理，而是培养亲英势力或让反对中央拥有香港主权的港人参与管理，这样就制造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内在矛盾，为香港回归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增加了困难。为此，早在联合声明签署前，小平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权交接问题上。在一九八二年，他就明确提出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问题：“一般的方法，是培养不出领导人才的。领导人才要在社会里培养。最好要有一个社会团体来担负这个任务。我们说，将来的香港政府是以爱国者为主体。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组织。我们要着眼于培养人才。要找年轻一点的人将来管理香港事务。这些人必须是爱国者。”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工作是要考虑如何培养干部的问题，要考虑用什么方式来逐步参与管理。……我曾经提过，港澳工委要想法在香港搞些社团，实际上就是政党，英国人搞了一些社团，我们也要搞，可以从中锻炼一批政治人物，没有政治人物不行，这工作不能抓的太晚。”（转引自，齐鹏飞：《邓小平与一国两制》，188—189页）

邓小平思考爱国爱港政治人才的培养尤其关注其组织形式，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英国人控制着建制力量，而爱国爱港人才的培养只能在建制外进行，只有组织政团才能将建制外的人才凝聚起来，形成政治力量。工联会这样的香港传统左派组织无疑是爱国爱港的基本力量，但由于港英政府的政治压制以及一九六七年反英抗议运动的包袱，这些组织在整个社会被边缘化，即使发展这些组织，也“远水不解近渴”，难以适应香港回归的工作重心，即通过稳定香港的大资本家来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在这种背景下，新华社香港分社全力纠正了历史上形成的“一左二窄”的工作局面，着力拓展对香港社会上层精英（如资本家和中产专业人士）的统战工作，使得爱国爱港力量从原来纯粹的地区左派组织发展为包括工商界和中产专业界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爱国爱港阵营由此也在香港被称之为“统一战线派”，与所谓的“民主派”形成对峙。正是在统一战线基础上，无论在中英谈判中，还是在基本法制定过程中，工商界人士和部分中产专业人士都成为香港回归的坚定拥护者，成为中央可以信任和依赖的管治者。

然而，一九八九年北京政治风波和一九九二年彭定康政改方案彻底打乱了爱国爱港人才的发展计划，使一九八二年以来逐渐聚集起来的爱国爱港政治精英发生了分化，政治力量遭到削弱，以致在一九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