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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书藏在床底下，父亲又说这样会弄潮了。于是在这炎炎的8月，从早到晚，搬来搬去，弄得我浑身是土，浑身是汗。父亲跟在后面，总说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把书依然放在旧书橱里，外面贴上白纸，算是“藏”好了。事后，我这“聪明绝顶”的藏书术，被全家传为笑柄，他们说“应该在贴上的白纸上，大书‘此地无书’，才能载进‘新笑林广记’！”我只能苦笑着说：“那时候人都吓糊涂了，自然做的是糊涂事！”

当时，父亲的主要著作由我保存，他手写的诗稿，由二家兄藏在他的办公室里，二家兄到湖北干校后，又转由我保存。其余的书，三家兄、大舍妹也曾分散地保存了一两本，免得一人出事，书被“一网打尽”。我把这上百本书，放在一个行李袋里，从此，我和父亲的著作便形影不离了。当时并没有想到他日再版，这是一个不敢奢望的事情，虽然日后它成了《张恨水全集》出版的基础。不过在那恐怖的日子里，我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手泽，是他一生的心血，也是我家的全部“财产”！要作为传家宝，一代传一代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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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3）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横扫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下，父亲的老友全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遣送回无亲无友的原籍，有的被整得跳了什刹海，而父亲却“幸免于难”，没有被当面批斗，甚至连家也没被“抄”，这种“奇迹”，看似意外，实则有因。首先是他所在单位中央文史馆的保护，因为按照当时是非颠倒的标准，文史馆自然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大家“彼此彼此”。于是中央文史馆把招牌摘去，嘱咐馆员们都不要来上班，让“造反者”无从寻觅。其二是父亲生性淡泊，不喜欢抛头露面，诚如他自己诗句所云：“如今悟得为人理，少向输赢角逐中。”加之有病，更是深居简出，风头不健，不是“首当其冲者”，正所谓“因病得福”。其三，也是最主要原因，那就是母亲的好人缘儿，母亲一向乐善好施，急人危难，凡是有求者，莫不慷慨相助，附近的左邻右舍，家家都得过她的钱与物相助，这就是父亲赞美母亲诗句所云的“遇人遥远给春风”的原由。尤其多亏了街道主任李嫂。李嫂在家乡时，其夫在我家做厨师，在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回家接李嫂出来。而且临行前，母亲给他做了新衣，买了礼物，好让他体体面面地回乡。李嫂到了北京，母亲让他们夫妻住在我家前院，还不收房租，解放后，母亲又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可以开个小店为生。当“红卫兵”要来抄家时，上面已有规定，需“三结合”，就是经单位、派出所、居委会三方批准，李嫂在居委会对前来的红卫兵说：“张先生家我知道，他们是好人，除了书，没有别的！”由于街道的保护，我们的家居然成了浊浪袭来中的避风港，父亲才得以“安全无恙”。可见就在那阴晦凄冷的风雨中，也依然有浇灭不熄的人性之光！

父亲最后的日子（1）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却也给父亲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那就是大舍妹明明在离京两年半之后，回家结婚。虽然是严冬12月中旬，但我们感不到丝毫的凉意。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父亲扶着门框出来迎接大妹，憔悴的脸上绽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明明的归来，使小书房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尽管笑声是沉闷的，但毕竟冲刷掉了心中半年多的积闷。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大舍妹的婚礼自然是一切从简。可是父亲总记得母亲的临终嘱咐，尽量搞得欢乐喜庆一些，更何况这是他偏怜疼爱的大女儿。外面的饭馆也都“革命化了”，父亲觉得不能请亲家在外面吃饭，就在家里吃顿便饭，也是表示一点恭敬之情。于是父亲把采购食品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妻子，要她尽力买得丰富一些，而且他还让人搀扶着看看新房的布置，也看看我们准备的菜如何。

大舍妹结婚的那天，父亲特意穿上了妹妹给他买的蓝布罩衫，迎接亲家的到来，家宴很丰富，饭后全家合影留念。这些活动父亲都高兴地参加了，他还一直陪着亲家聊天，尽管很少说话，也显得有些劳累，但是看得出他很欣慰，有一种又完成了一件大事的释怀。

大舍妹明明婚后的10来天，我们尽量多陪伴父亲，尤其是晚饭后，大家都会到小书房里，和父亲围炉闲话。“花盆炉子”的火，烧得旺旺的，碧螺春的茶香飘散在满屋，似乎听不到外面呼啸的西北风和“打倒”的喧嚣，屋子里显得生机盎然，我们又恢复了天南地北的“海聊”。大舍妹会讲一些四川的见闻，父亲听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