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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要有新意，就是语言和对话也要别开生面。他一连几天都在苦思冥想，忽然想起前几年的“高翠兰被抢案”，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可以把它作为小说的主干。1924年，鼓书女艺人高翠兰在北京四平海升园献艺，她嗓音甜润，长得又漂亮，所以很受欢迎，父亲本来要约友鸾叔去听她演唱的，不想就在这时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去了，《世界日报》的记者门觉夫是高翠兰的义父，又着急又气愤，接连几天都来找父亲和友鸾叔商量营救的办法，这在当时是个轰动京城的案件。友鸾叔还据此写了篇《〈啼笑因缘〉本事》，发表在1963年香港《大公报》上。父亲为了写这部构思中的小说，了解“落子馆”（鼓书场），他那几天差不多全泡在天桥。因为鼓书女艺人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还是第一次，他必须深入了解鼓书女艺人的生活习性，起居动态及一颦一笑，当他认真地“体验生活”后，便摒除一切杂念，独自来到中山公园小山上，不受干扰地“茅亭布局”。

《啼笑因缘》写的是北京故事，语言当然要用北京话，尤其是北京女孩子，说话俏皮生动，幽默风趣，极富感染力。所以《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由于把北京的天桥和风物写活了，不少读者到了北京都要到天桥和凤喜住过的胡同去看看。

在这里我需要说明的是，《啼笑因缘》，是“因”，而不是有女字旁的“姻”，很多读者都把书名写成《啼笑“姻”缘》，这是大错了。“因”与“姻”，音虽同，而意义却大不相同。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写作“　因缘”，而不是“　姻缘”？他告诉我：“《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啼笑因缘”四字，是含有一种哲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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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2）

《啼笑因缘》成书后，父亲曾有事到江南，看到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使他不胜惶惶。他在《我的小说过程》①一文中说：“我作这书的时候，鉴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之千头万绪，时时记挂着顾此失彼，因之我作《啼笑因缘》就少用角儿登场，乃重于情节的变化，自己看来，明明是博而约了，不料这一部书在南方，居然得许多读者的许可，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也给父亲带了一些麻烦，那就是要回大量的读者来信。父亲做事从来就有不假手于人的习惯，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也是对读者厚爱的回报，不过那阵子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我有位同学的母亲曾对我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父亲，希望能得到父亲的相片。可是他是怎么回答的呢？这位同学的母亲笑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这是他的自谦之词，说老实话，他长得挺英俊，在憨厚之中洋溢着一股洒脱的书卷气。不过，父亲确实是一个不愿“　抛头露面”的人，他很少到交际场合去周旋。在四川时，父亲有一次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了他，又对旁坐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父亲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了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啼笑因缘》曾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可称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在这70多年来，不断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了。

最早是1932年由明星公司拍摄，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该片在拍摄时到北平来拍外景，父亲曾应邀去和演员见面，介绍创作构想与书的命意，胡蝶等主演还到家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