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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精心画了一张红叶图，约了萍庐、慧剑二先生（都是古红先生好友），去共同凭吊，学古人季子挂剑之意，焚其画于叶墓前，以践前约。父亲后来还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追念此事。

潘伯鹰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父亲在南京和这些旧友新交，常相往还，《南京人报》又办得如火如荼，心情是十分愉快的。1936年，左笑鸿叔因事从北平来南京，故友重逢，父亲非常高兴，做东小聚，假座“六华春”饭馆，为笑鸿叔接风洗尘，座中有友鸾、冀野等几位父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是酒兴已浓之际，友鸾叔忽然高谈起扑克牌之奥秘。笑鸿叔接口说，扑克牌最高分为“同花顺”，于是仿效王渔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呤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顺。”父亲立即接过去说：“冀野辞藻无伦，而身体肥硕，可赠以词：‘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席上恰有一盘“东坡肉”，举座大笑，素有反映快速、口才敏捷的冀野叔竟一时语塞！

父亲在《南京人报》主编的副刊《南华经》上，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中原豪侠传》和《鼓角声中》以及大量的诗词散文。《鼓角声中》是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抗日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描述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到北平拍摄电影《啼笑因缘》的一些场面，我只看过连载的一部分，不知写完没有。而《中原豪侠传》则是父亲尝试性的“实验之作”，是一部击技武术小说。我们张家历代习武，我的曾祖、祖父都有一身超群卓绝的武功，直到我的四叔牧野先生还有着精湛的拳脚。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对击技一道也略知一二。所以一直就想写一部武术小说，所以虽然只是偶尔的“反串之作”，但并非心血来潮，此一想法是由来已久的。因为父亲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武侠小说是颇有些看法的，他认为武侠小说不是不可写，而是看怎样写。

父亲在《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中说：

中国下层社会对于章回小说，能感到兴趣的，第一是武侠小说，第二是神怪小说，第三是历史小说。爱情小说，属于小唱本（包括弹词），只是在妇女圈子里转。

创办《南京人报》（3）

但他认为在下层社会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只是“有个极大的缺憾”：

第一，封建思想太浓，往往让英雄变成奴才式的。第二，完全幻想，不切实际。第三，告诉人斗争方法，也有许多错误。自然，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

他在文中还提出了怎样改造武侠小说：

那么，为什么下层阶级会给武侠小说所抓住了呢？这是人人所周知的事。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有时，他们真很笨拙地干着武侠的故事，把两只拳头代替了剑仙口里的一道白光，因此惹下大祸。这种人虽是可怜，也非不可教。所以二三百年的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一点，那会赛过许多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的写法，而这也是父亲极其反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