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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父亲的名字，在许多城市的报刊上发表小说。父亲怒不可遏，多次在汉口、香港、桂林等地发表声明。

最后关头的《最后关头》（3）

在父亲苦心的经营下，《最后关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欢迎，尤其是发表了连载小说《八十一梦》以后，可说是风靡大后方，《八十一梦》更是成了当时最轰动、最畅销的小说，父亲的小说也就成了《新民报》的王牌！

不仅父亲的连载小说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父亲在《最后关头》发表的散文、小品、随笔、杂文也同样受到了读者的热爱，这些文章都是宣传抗战，针砭时弊的。为了更好地激励民气，父亲曾在《最后关头》征求战区消息，他在启事中说：

本刊为免除稿件腐滥起见，曾征求战区通讯。近来陆续发表数篇，颇得读者欢迎。盖此项文字，全属事实，足补新闻之未及。而战区流亡在后方之人士读之，思乡东向之心，油然而生，亦复可资鼓励。现由前方来渝者，各战区人士均有，家乡消息，当不致完全断绝。兹征求读者将所得家乡信件，删去私人事项，交本刊公开发表。其有必须修润之处，编者可代为之，文字但求逼真，毋须多事修润。（一经发表，当较平常叙述、批评文字倍酬，以答雅意。其有新自前方来者，将所见闻分别记载见赐尤所欢迎！）

父亲的老友，重庆《新民报》同事陈理源叔叔，在帮助我们搜集当年在《新民报》的文稿时，于此“启事”亲缀按语。“这个征稿启事，为《最后关头》副刊主编人的恨水所写。启事登出后，效果甚好，使这个副刊收到所需稿件甚多，增色不少。”

有很多读者喜欢父亲的“关头语录”，寥寥几十字，却是寄托遥深，短小精悍，一针见血，我也非常喜欢父亲的这种小文章，大手笔的文风。其实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父亲就以《寸铁》为名的“小专栏”，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警句。我现在摘录几条《关头语录》，以飨读者：

穿着中山服，夹着大皮包，胸襟挂上一块徽章。这样的姿态，于北伐时出现于武汉市上，表示一种朝气，现在你若看到，作一种什么感谢呢？问问读者。

公务员聚拢在什么地方，就繁荣着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也就毁灭了那地方。

做官，也是一种工作，并不是可鄙视的事情。但在中国，由今日一直向上数，做官绝不是工作。有之，则办事员与录事耳。

官，一方面受着人们的尊敬与钦慕，一方面又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咒骂。

将太太放在香港，老太爷、老太太放在家乡（包括沦陷区），爱人放在北碚，本人在重庆鬼混，这必是汽车阶级。

评价委员会，必须官办，官办之后，必有官样，所以物价比不评价时还要贵。连我在内，鼓吹组织评价委员会的人，害了市民与难民。

“关头语录”犀利辛辣，父亲的杂文更是“当头棒喝”。所谓“祸从口出”，打中了当权者的痛处，他自然不高兴，你能“笔没遮拦”，他就能“封条上门”，因而《最后关头》被迫于1939年5月3日停刊，经过多方周旋，才于同年8月13日复刊。父亲于复刊之日写了《久违了》一文，委婉而巧妙地向读者托出了停刊的底细及他无可奈何的强烈愤怒：

日子是这样的容易过去，本刊与读者不相见，已经有一百天了。这一百天，不可小看了它，积十八个一百天，便是一个五年计划。对这一百天的消逝，我们是守财奴一般的看法，颇为舍不得。

一百天之间，我们不知道读者的感想如何？若就我们自己而论，仿佛像那些禄蠹，三日无官则遑遑如也。许多日子不扯几句淡，真整得难受，在这里也看出新闻记者是一条劳碌命。不像古来言责之官，如御史太史等等，十年不开口动笔，依然吃饭睡觉，其肥如猪。

今年不闹抗战八股，抄两句诗来结束这段闲文。“带一分憨（叶平）情更好，不多时别兴尤浓”。与诸公共勉之。

父亲说的闲文，看似滑稽突梯，其实是痛苦欲泣，这种反面敷粉的手法，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每一个读者。他苦心撑持的《最后关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走过了一年，因而他在《关头一年》中说：“光阴真快，《最后关头》这小副刊，产生一年了。回顾当日第一次上场白，声明我们当兴奋呐喊，不要无病呻吟，直到今日，总算遵守着这几句话，没有忘了。”文章的最后，他暗示读者：“谈到穷苦大众的文字，也有。只是戏法人人会变，各人巧妙不同”，正是“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其实，又恶知仲尼难言之隐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