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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学一学就会了,等你回家来慢慢儿学吧。此祝进步
我写字还是不行,这封信写了我一夜。
父 恨水书 四月十六日
父亲在得知我即将去参加“四清”时,给二舍妹一信:
蓉蓉吾儿:
你寄我的十一日信我已经看过了,我的钱已经交给你伍哥的手中,伍哥表示昨日是星期日,星期一准交给你学校,我想你学校准给你寄吧。你伍兄也是要走的,要到的地方是甘肃静县(伍注:信误,应为宁县),在陕西交界的地方,搞的是“四清”,一半年才能回来,大约你二人不会回(会)面了。此祝
进步
父 恨水书 二月二日
孤寂病弱的老父想念两个在外地的妹妹,关心她们的生活和健康,给她们写信是老父晚年生活的慰籍。我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一生有个习惯,寄信和邮稿从不假手于人,不管回复一素昧平生的读者普通信函,还是给报社寄发稿件,他都要亲手送到邮局或放进邮筒。从我记事时起,就是在避难山村抑或回到北京,他都是如此。从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诚守信和严肃执着的职业道德。当他每次给妹妹写完信,都要迈着行动不方便的双腿,由我陪着他去附邮。寄完了信,父亲便数着手指,盼着妹妹回信,有时回信迟了,他便辗转难眠,在给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经描述过自己思念女儿的心情:
明明吾儿:
你已有半月多没有写信来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挂念……
说起来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着,半晚醒了枕头哭湿了半个,你工作还没有了,工作了时同我写封信来,千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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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2)
读者诸君,请想一下,一个被病魔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思念女儿竟会深夜哭湿了枕头!为了告慰外地的女儿,老人颤抖着手,艰难地握笔,亲手写信,竟写了一夜!谁看了这样的信,都会为之感动得泪下。
1966年7月,我们工作组奉命中断了甘肃的“四清”,回到北京。刚下火车,在火车站还没有御下行装,耳畔就响起了“打倒”之声,有人已被“揪”出来了。过了不久,就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八月恐怖”。在这不正常的日子里,是非完全颠倒,父亲的老友无一幸免,全都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这些事情,我们都瞒着有病在身的父亲。兄妹们用温情织成了一张薄薄的纱网,遮围着父亲,不让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为他太虚弱了,经不得半点伤害。尽管是无“班”可上,但是每天我们还得到单位去“搞”批斗,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胆,因为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被“揪”出来隔离审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赶回家。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才算松了口气。
就在这惶然不可终日的煎熬中,附近高喊“打倒”、“砸烂”的喧嚣声浪,还是时时传进我家的小院。紧挨着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抄家”的厄运。听着隔壁传来的叫骂声、鞭打和翻箱倒柜的嘈杂声,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们实在害怕“红卫兵”走错了门或是兴之所至,来“造一下反”,年老病弱而又倔强的父亲,不知会有什么冒犯的举动?那后果是太可怕了。天真年幼的小弟弟则在院里高唱革命歌曲,虽然遭到家人的制止,但是我们懂得他是在用天真可笑的幼稚行动来保护父亲,也可说是“用心良苦”。
疯狂的抄家之风,愈刮愈烈,父亲的书如《四部备要》及他著作,按照那时的标准,不是“毒草”也是“四旧”,无疑都是“破”的对象,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
父亲的书太多了,藏也无处可藏,扔也无处可扔,送也无处可送。那个时候,人人自危,个个害怕,谁都处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之际,这些书会给你带来满门查抄之祸,避之犹恐不及,谁敢惹火烧身?胆小一些的亲友,把父亲的书都烧了,就连一位在我家40多年的老奶妈,也不敢收藏它,说是农村也不安全,转移农村也行不通,只好把父亲的主要著作和他最喜欢的书藏起来,其余的只好听天由命了。父亲自己曾有句云:“手泽无多惟纸笔,”这是父亲一生的心血,一定要把它藏好,豁出去了,就把它藏在家里,不过我把书的封面撕了,父亲的诗稿集《病中吟》、《闲居吟》的封皮也撕去了,反正红卫兵是一群不学“有术”的造反派,一旦被“抄”出来,就说是我写的,也许能侥幸混过去,当时就是这样想的,父亲的这百十本书把我折腾苦了。内子帮我把书用油布包起来,藏在煤缸里,父亲说这样会弄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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