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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　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　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　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　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　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　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　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　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　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　“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　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　象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　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　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　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　（Ｂｌａｋｅ）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　永劫。”１９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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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　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　“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　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　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实际，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这情形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　天。我最欢喜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　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杨柳，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　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　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　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　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真心地感动。以　为古人都叹息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　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我准　拟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行；或实行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　事，换得了不快的回忆；但我总不灰心，总觉得春的可恋。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别的三　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休息时间，全然不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而对于　秋，尤无感觉：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　当作春的准备；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

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然而情　形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象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　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且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　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于春，又并非象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　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