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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　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　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　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　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　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　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　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　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　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　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　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　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　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　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　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　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个青衣，起老生象个　老生，起大面又象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　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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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夏丐尊先生

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丐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　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　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　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　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　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象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　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　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　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　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　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　是“抱恨终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　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国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　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　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