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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他参与的活动基本上和他在中央情报局所做的相同。他说，总统创立了由人称“管道工”的防泄密专家组成的特别调查组。这个组织专门执行总统认为传统的侦查机构不适宜承担的国家安全任务。他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并以此身份参加过追查高级情报失密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管道工”潜入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刘易斯·菲尔丁的诊所。他承认那次潜入得到了约翰·埃利希曼的副手伊格尔·克洛的同意。他之所以认为必须进行那次潜入行动，是因为他相信埃尔斯伯格或他的同事，在向苏联提供机密情报。那次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前特工G·高顿·林迪指挥，亨特协助的。

潜入菲尔丁诊所发生在1971年8月。及至11月，高顿·林迪告诉亨特，司法部长约翰·N·米歇尔提议制定规模宏大的间谍与反间谍计划，由林迪负责实施。于是，林迪和亨特一起编制了这个计划所需的预算。这个计划的代号为“宝石”。亨特认为，这个计划得到过前白宫助理杰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和总统顾问约翰·W·狄恩的批准。以后，他声称他还得知查尔斯·W·考尔森也同意此项计划。据亨特的法庭证词称，1972年4月林迪告诉他，他们将执行“宝石”计划里的一部分：“水门行动”。他还告诉亨特，他得到一个消息（亨特认为消息来源是一个政府机构），古巴政府向民主党竞选活动提供经费。为了查明真相，1972年5月27日，水门办公大楼里发生了一起潜入民主党全国竞选总统事件。6月份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起潜入事件。

13年的铁窗生涯

亨特最受欢迎的间谍小说是《柏林的终局》。他自己也认为那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出得不是时候，正值水门事件曝光之初，所以反响十分强烈。对此亨特抱憾甚深。他觉得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第一次在间谍小说中刻画了“有权有势的间谍”，他们靠着显赫的社会地位，能够替国外势力左右国内事务。他是在情报生涯后期发现这一现象的，他在他的周围找到了许多那样的间谍。其中有些人就成了《柏林的终局》中的人物。这本书通过了中央情报局的审查，因为“那些掌权者当时显然认为揭露有权有势的间谍并没有什么不妥而我自然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妥之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引起人们警惕的重要问题”。

亨特后来因水门事件被捕服刑，服刑期间警方不允许他写作，对此他感到忿忿不平。他指出每一个黑人激进分子都有打字机和打字材料，而他却连一本笔记本都得不到。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偷偷记了一本秘密日记，但在出狱后没能找到愿意出版它的出版商。在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的频繁转移之中，他一共度过了十三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更不幸的是听证会才开始，他的妻子就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了。她的遇难对他不啻是五雷轰顶。

（图片监狱）

亨特当真把水门事件写进了小说。在《哈格雷夫的欺骗》中，主人公用倒叙的手法回忆起他被认定蔑视国会的往事。亨特也有过一次非常相似的经历。

冯比洛谋杀案的启发

亨特说他和英国军情六处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工作关系，但觉得军情六处缺少一种目标感，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保守”：

在真正制定策略战胜敌人之前，你首先必须知道谁是敌人。在西半球工作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体察到军情六处下达的命令只是搜罗经济情报，而非开展针对苏联目标的积极行动，甚至连反间谍行动也算不上。在英国情报站里经济情报至高无上。我想，鉴于大英帝国在迅速没落的时候失去了许许多多市场，因而这是可以理解的。

亨特认为在过去十年里，英国谍报机关大都专心致力于寻找间谍和叛徒，满足于往日的荣耀。

由于亨特在水门事件里声名太臭，而且他在自传里又详细描写了这一经历，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他只是写过一本自传的作家——这使他觉得特别难以忍受：

由于“水门事件”的原因，公众对于我的作家身份并不太认可。在某些公开场合，当采访者发现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时感到很惊奇。在他们眼里我就像一只偶然反复敲打着打字机，弄出了像《伊利亚特》那样有条有理的东西的猴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所有水门事件人物看作比查尔斯·曼森还要坏的坏蛋。所以，这是我与传播媒介难以沟通的关键所在。

亨特对中央情报局的“出卖行径”感到非常愤怒。赫尔姆斯口口声声说中央情报局特工是并肩战斗的，“但难免有朝一日身败名裂”。亨特不无痛苦地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