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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谋计划上兴趣相投，而且在政治观点上也是不谋而合。1971年6月，亨特在考尔森的帮助下出任白宫顾问，并接到指示组织一项旨在搞垮前政府雇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行动。埃尔斯伯格把有关美国插手东南亚事务的国防部文件，泄露给了《纽约时报》。亨特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扭转窘迫局面，保证尼克松竞选成功。托马斯·鲍尔斯在《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中央情报局》中写道：“多年前，心理战专家保尔·林伯格曾盛赞，亨特是中央情报局内两个拥有非凡的‘秘密情报战头脑’的人物之一。”总统助手约翰·D·埃利希曼在1971年7月7日见过亨特之后，马上批准了考尔森的计划，当天下午他找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E·库什曼将军，要求中央情报局给予协助。埃利希曼对他说：“亨特日后也许会寻求您的帮助。我想告诉您他实际上是在为总统工作。他和这里的人都是老相识了。您该明白他的自主权有多大。”

亨特自1971年7月开始为白宫效力起，不仅策划了埃尔斯伯格行动计划，而且参与了另一个利用查帕奎迪克丑闻1969年7月18日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出席了在查帕奎迪克岛上举行的一次宴会之后，开车送一位年轻美貌的女秘书回家时发生车祸，汽车从桥上冲入水中，女秘书溺水而死，肯尼迪却活了下来，致使舆论大哗。丑化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计划。后来为了彻底搞臭肯尼迪家族，又利用1963年南越总理吴庭艳被杀案大做文章，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舆论运动。

1971年夏秋时分，亨特要求中央情报局协助他进行所有这些活动。7月22日，他来到中央情报局造访库什曼将军，请求提供特殊设备，库什曼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处的一位军官，给亨特送来一台变声仪和一栋安全住宅的居民身份证。7月28日，亨特向考尔森建议，让中央情报局搞一份埃尔斯伯格的心理简况，因为华盛顿方面风闻他的心理不稳定。考尔森找到白宫助手戴维·R·杨。杨再找到指挥链中的下一个环节——中央情报局的霍华德·奥斯本。奥斯本则去找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勉强答应了亨特的要求。第一份关于埃尔斯伯格的心理简况内容过于含糊，埃利希曼和防泄案专家小组表示不满意，因此在1971年8月13日，赫尔姆斯亲自出马布置了这方面的任务。

宝石行动计划

亨特这时候雄心勃勃。8月18日，他请求中央情报局，把正在巴黎工作的他以前的秘书借给他用一下。两天后，他先要去了一架录音机和一些假的名片；接着要了一个“安全保险”的纽约电话号码（也就是一直有人接的电话）以及赛车执照和信用卡。8月25日他又要去一套伪造工具和给高顿·林迪的身份证。

亨特没完没了的要求终于使中央情报局的部门官员不安起来，他们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担忧，最后，库什曼的行政助理卡尔·瓦格纳下令拒绝亨特的进一步要求；然后他向库什曼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应该对亨特无休止的要求加以限制，对国内秘密行动中的器材使用应该加以严格管理等问题，并对一个名叫林迪的不明身份的人印发证件表示不满。于是库什曼给埃利希曼打了电话，埃利希曼同意停止这一切活动。

8月份的一天，亨特夜盗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刘易斯·菲尔丁的洛杉矶诊所。在这次行动中他起用了一个名叫尤金尼奥·马丁尼兹的古巴人。这个古巴人参与过许多中央情报局组织的秘密行动，经验非常丰富。亨特原以为万无一失，结果马丁尼兹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水门丑闻曝光之后，赫尔姆斯虽然疑窦丛生，但仍然坚持他的应变方针：“保持冷静，不要主动说什么，因为那只会连累我们。避开这件该死的事情。”在水门案件听证会上，亨特想起了埃里克·安勃勒的一部小说《戴尔切夫的审判》。他觉得其中有一段描写特别符合他当时的苦恼心情：“对他的审判决非过过堂，而是一个经过精心准备考虑周密的程序。他必须先被搞臭整垮，然后再被当作一个罪犯来处置。”

（图片水门饭店）

亨特对此作了如下说明：退休之后，一个与CIA保持着关系的公司雇佣了他。进公司数月之后，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W·考尔森找到了他，请他担任总统行政管理办公室的顾问。考尔森告诉他，白宫需要他那种情报工作出身的人。他当时就知道他的任命是经约翰·D·埃利希曼和H·R·霍德曼批准的，他们俩都是总统助理。亨特强调说，从他开始为白宫工作起，一直到1972年6月17日第二次潜入水门